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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危”事件之我見
日期：2011-06-01 作者：葉金榮 閱讀：4,851次
據媒體報道，深圳警方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稱為了大運會安保，在過去的１００天里，共有８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被清出深圳。深圳警方對“治安高危人群”的界定包括“有前科、長期滯留深圳、又沒有正當職業”的；“在應當就業的年齡無正當職業、晝伏夜出、群眾舉報有現實危險的”；“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員，對他人有危害的”；“對群眾安居樂業有現在或潛在危險的”等等。報道一出，各界對深圳警方的舉措質疑聲不斷。時隔僅１個多月，緊鄰深圳的兄弟城市——東莞就正面表示“感受到了某種治安壓力”。東莞市公安局局長公開坦言“深圳高調行動使得大批治安高危人群離開，東莞社會治安因此感到很大的壓力”；東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相關負責人在微博上也正面回應稱“深圳清查各類違法犯罪人員，的確會將一部分高危人群‘趕’至東莞”。據悉，東莞警方突然公開、密集地表達對深圳清危行動的“微詞”，有其隱情，即東莞４、５月份以來刑事惡性案件數量突然明顯上升。
從上述媒體報道的內容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深圳警方把所謂的“治安高危人員”的存在認定為是治安問題的根源，把這些人清除出去就意味著萬事大吉了；而東莞警方把近期東莞治安情況的變化很自然地歸結為是深圳的“清危”行動造成的。且不說深圳此次行動本身的正確性、合法性，及東莞的歸責是否有確鑿依據，但很顯然，在深圳警方采取行動之前對治安問題產生原因的認識，以及東莞警方在治安狀況突然發生變化后對其發生原因的認識都是不充分的，做出的判斷是簡單而武斷的。《孟子?寡人之于國也》中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或許，若干時間后，大家就會發現，這些城市原來的治安問題還是存在，刑事案件數量還是會上升，正如古語中所隱含的意思那樣，不尋找問題內因，只根據表象采取措施，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維持長效的。
深圳“清危”行動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
首先，深圳警方首次提出了“治安高危人群”這一概念，然而，對這類人群如何界定，因為現行法律法規中無相關規定，故深圳警方便自行條條框框地列出了幾條標準。暫不說制定這幾條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是否合法，且看公布的這些標準，是否真與“高危”必然相關？就如“有前科、長期滯留深圳、又沒有正當職業”，這類人有多種情況，未必都會危害社會安定，如果一刀切，將這類人都清出深圳，可能帶來的是更多的負面效應，更易導致潛在的危險現實爆發；再如“在應當就業的年齡無正當職業、晝伏夜出、群眾舉報有現實危險的”，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人應該也不少，他們是否就屬高危就憑群眾舉報，舉報的都是事實嗎？當然不是，這就給操作帶來很大的隨意性，這樣做的后期負面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從更深一層來說，深圳此次“清危”行動是與服務大局的理念相違背的，深圳在把自定義為具有“不安定因素”的人清出深圳的時候是否考慮到了其他城市？很顯然沒有。他們只是考慮了深圳一方的平安，“不安定因素”并沒有消滅，而只是轉移了。甚至對于整個國家而言，或許因為深圳的“清危”激發了某些矛盾，又會產生許多“不安定因素”出來。東莞警方對深圳警方的行動的公開表態至少已表露出他們無形中也認可了深圳對一些人員的定性，很明顯能讓人感受到其中透露出來的歧視的態度，不得不讓我們擔憂后續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再單純地從法律層面來說，深圳此次“清危”行動的法律依據何在？包括其制定“界定治安高危人群的標準”的依據及將所謂的被認定為“治安高危人群”的那些人清理出深圳的依據，我們在現有的法律法規中無法找到。而讓我們可以看到的卻是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合法的居住權、自由遷徙的權利、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等等，雖然這些權利不是毫無限制，但縱然有限制，這些限制也要有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如果可以隨意限制，那將導致公權的濫用，最終也將有損法律的尊嚴。
（作者單位 上海榮業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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