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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律師在貧瘠土地上守望公平
日期：2007-12-03 作者：李開南 周文馨 閱讀：4,286次
你聽說過律師為了調解發生在農村的鄰里糾紛，上午給原告干活，下午給被告干活，晚上把原被告叫到一起勸說、調解的故事嗎？你見過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的當事人，為了“討個說法”，提上一只老母雞請求律師幫助的場景嗎？你聽說過自己還沒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卻捐出多年的積蓄20多萬 元修建希望小學的律師的故事嗎？你見過一年辦案200件，全年業務收費只有6000元的律師嗎？你聽說過晚上洗腸衣補貼家用，白天從事法律服務工作的律師嗎……對于堅守在廣袤而貧困的西北中國的律師們而言，這，并不是天方夜譚；也不是嘩眾取寵、聳人聽聞；這，是真實的現狀！
尚倫生，一位在西部執業多年的老律師，對此有更深的體會：“我相信，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的律師同仁們而言，聽過西部律師故事的不多，見過西部律師艱辛的更少……然而，上面一幅幅蒼涼真摯的畫面，確確實實是西部律師執業生活中的一個個片斷！這是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必然反映，更是中國律師認真的執業態度、執著的執業精神、樸實的執業作風的壯麗畫卷中，一道獨特壯美的風景！”
據有關方面統計，近10年來，發達地區的律師業務收入、律師隊伍的發展、律師業務量的增加，平均是落后地區的10倍左右；同一時期，大中城市的上述指標與農村地區相比更是超過了10倍。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經濟落后地區，特別是一些老少邊貧地區，律師業的發展呈現了負增長趨勢。在甘肅省的46個國家級貧困縣中，從10年前的平均每縣3名律師到現在的不足2名，其中有6個縣竟無一名律師，律師業務收入也從十年前人均5000元下降到現在的不足4000元。
另一組數據是，以甘肅省為例，該省的人口是2800萬，而全省律師僅有1470人，律所211多家，平均2萬多人才擁有一個律師。全省有7個縣沒有執業律師。而在美國，每200人就擁有一個律師，北京和上海人均一千多人擁有一個律師，可見西部律師是何等的短缺。
甘肅省律師協會趙榮春會長告訴記者，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直接導致律師收入的差距懸殊，中西部地區律師的人均收入與東部地區律師相比，差距在十幾倍乃至幾十倍，這種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明顯的改變，這是不爭的事實。誠然，像整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樣，東西部甚至中西部律師發展亦有很大差距。或許，在未來的道路上，西部律師的執業環境將更為艱辛，執業條件將更為簡陋，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社會地位上尚屬于“弱勢群體”。
然而正是在這樣艱難的執業環境與執業條件下，西部律師，依然堅持著法律工作者的責任、義務與操守，在貧瘠的土地上堅守公平與正義。
貧瘠中的操守
在西部的廣大山區，在貧瘠的基層，有一大批默默無聞的律師仍然還在較為艱苦的環境下，為自己的生存，為社會的穩定和法制建設，奮斗著，他們沒有大都市寫字樓里氣派豪華的辦公室，沒有別墅洋車，沒有年幾十萬、上百萬的豐厚薪酬，沒有舒適、現代的上流生活，他們要養家糊口，要處理四鄉八鄰針尖芝麻粒大的瑣事糾紛，他們不像律師，更像是綜治員、調解員，他們中有的律師一年要辦理幾百件民事刑事案件，但他們的收入可能不及東部發達地區律師辦理一個案子收入的零頭。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西部鄉鎮一級執業的律師中有的律師一年的收入非常微薄，不到一萬元，這與東部律師的收入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上，何其懸殊！
在隴南山區一個小鎮執業近20年的王律師，刻意要求記者在報道中隱去他的真名。他貧寒的家境、艱難的生活境遇和他對事業的苦苦堅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怕他的名字和他所在的地區上了報紙，會對本地及西部律師的體面形象產生負面影響。對他而言，律師并不是一個高收入的代名詞，更多的是艱辛和付出。
王律師的家在一個小山村里，妻子長年臥病在床，兒子在上學，他既要照顧妻子，操心兒子，還得每天走10多里的山路到小城上班。鎮上也就他一個律師，每逢趕集日，那些鄉下的莊稼漢、村婦便抱著一只雞，或者裝半袋糧食、一捆粉條、一捆山里的劈柴，交給王律師，然后訴說他們的麻煩。王律師告訴記者，在鄉村山區，一個鄰里之間的糾紛原本并不需要打官司，但是他們又都要各自的說法，很難調解，這就需要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崎嶇的山路上，在田間地頭，去找各種涉及的人員，調查取證，積極溝通。有時候，為了爭取雙方的配合、諒解和達成一致，他就上午幫著被告收玉米，下午又去幫原告挖洋芋。這樣的案子辦下來，幾乎沒有什么收入，反而自己搭賠進時間和精力。妻子治病要錢，兒子將來上大學要錢，而錢與他似乎有仇，這一大筆錢從哪里來？王律師不知道，但他又自我安慰地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想想自己的生活，王律師有時候感到心力憔悴。作為一名職業律師，他現在的收入卻比不上一個進城的農民工。
苦，卻要堅持；無奈，卻又難舍；痛并快樂著，這就是西部廣大基層律師的真實生存現狀。從國內一家知名政法大學畢業的律師小吳，抱著一番理想主動申請來到一個偏遠牧區，他想靠自己學到的法律知識為廣大牧民提供法律服務。但等待他的卻是在省城工作的女友的分手通知，父母的不理解，周圍人也冷嘲熱諷：沒本事、沒出息才來到這里混日子……難聽的話常常讓他萌生離去的念頭，收入低，工作難以開展，人情大于法，這是他眼下生活的現實。而在廣州已經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的大學同學已幾次邀請他共同創業。他說他理解女友的選擇，他不能因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女友的幸福。他的大學同學都已經成家立業，年收入幾十萬，而他仍孑然一身，住在租來的房子里。但是小吳仍然難以舍棄西部，盡管內心在煎熬，但他告訴記者，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堅持下去。“也許，有一天我會選擇離開。”
西部律師，特別是廣大基層的律師，在邊遠山區的貧瘠土地上，與鄉村為伍，與農民為友，也和他們一樣貧窮，在這些律師身上，看不到現代律師的一丁點兒的榮耀與體面，他們灰頭土臉，幾乎從未享受過職業的自豪感！
追求法律的公平
業界人士指出，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使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律師業務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比如在沿海發達地區，諸如公司治理、投資融資、公司上市、知識產權、保險、海事等新型案件層出不窮。而在西部地區，法律事務主要囿于傳統的民、商事案件。
趙榮春會長表示，西部律師確實需要有更多的機會來更新知識，充實提高自己；他們確實需要更多的經驗來開拓市場、服務市場，他們缺乏的很多很多。但他們不缺乏的是融入血脈中的堅韌和激情；不缺乏的是堅定的執業信念和執著的進取心；更不缺乏的是對法制精粹的孜孜追求和中國律師最優秀的誠實守信的人格精神。
在西部的一個省會城市，作為一名普通律師，謝宗高自1999年執業以來，辦理了大量為弱勢群體維權的案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法律援助或風險代理案件。謝律師告訴記者，一些醫療、保險和刑事案件，案情復雜，專業技術性較強，案件的回報和付出極不相稱，律師一般不愿涉足。他憑借律師的敬業精神和對法律公平正義的追求，絕大多數案件獲得了較為理想的預期效果。其中，他代理的一起保險合同糾紛案，為多家網站轉載，全國各地有許多當事人在他熱心的網絡幫助下，通過訴訟或和解方式，獲得了保險公司的賠付。
北京齊致律師事務所蘭州分所的青年律師劉臨慶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維護青少年的合法權益，他所關注的有未成年人失學輟學問題、青少年犯罪、網吧及壞的音像制品對青少年的影響等問題。最近，他剛剛為一位受不良影響而參與搶劫的17歲少年孟飛(化名)提供了法律援助。孟飛是甘肅省一家財經學校的學生，父母離異，住在親戚家里，由于經常上網，自控能力較差，在網吧里認識了一些不良朋友，參與了4次搶劫作案。劉律師受親屬委托之后，詳細了解案情及孟飛的具體情況后認為，孟飛屬于單親家庭，且4次搶劫均屬從犯，有反悔表現。按規定團伙搶劫犯罪至少要判10年以上，經劉律師認真準備，積極辯護，最后法院判決孟飛3年有期徒刑。從業以來，劉臨慶律師每年至少辦理3件以上的法律援助案件，已有40余件。劉律師告訴記者，在西部未成年人犯罪正趨于低齡化，他們更需要法律工作者的關愛和幫助。
弱勢群體的后盾
2007年4月9日，經甘肅省司法廳批準，一個專門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社會公益機構———甘肅農民工法律維權工作站依托當地一家律師事務所，正式成立。這個維權站共有四名律師，有專門的辦公室及簡單的辦公設施。維權站成立當日，甘肅省司法廳的相關領導及當地法律界、媒體的人士出席了成立儀式。
維權工作站成立不久，便幫助一個遇難的農民工討回公道。來自甘肅隴南的農民工宋某在蘭州安寧一家采石場施工時遭正在作業的裝載機碾壓致死。事發之后，死者的家屬就尸體火化及工傷賠償事宜經過十多天的艱苦談判仍未達成一致。此事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死者的親屬來工作站請求法律援助。辦案律師隨即和對方當事人進行多次協商、談判，并向其闡明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最終促成雙方達成一致并簽訂協議。隨后，按協議火化尸體，用人單位兌現了工傷死亡賠償金10.2萬元。
山西黑磚窯事件揭露后，工作站即介入此事，公布了維權熱線和聯系方式，與新聞媒體共同為受害人及其家屬提供法律幫助。接待了10余次來電來訪，為40多人提供咨詢。將相關情況上報全國律師協會，并向山西、河南兩地的公安廳提供相關線索。
據介紹，工作站成立以來，接聽農民工咨詢電話1480余人次，來訪咨詢630人次，已經受理的案件121件，涉案人數131人，其中工傷案件20件，拖欠工資案件99件，涉及拖欠資金105萬元，已辦結案件38件，為當事人索回賠償33萬元，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另一個典型的為弱勢群體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事件，當屬“小茵子”事件。2001年發生在甘肅臨洮縣的“小茵子”案引起了全國的關注，5歲的農村小姑娘小茵子(化名)被22歲的青年男子韋某強奸。只是小茵子陰部嚴重撕裂，可能終生失去生育能力，法醫鑒定為重傷，而兇手逍遙法外。
甘肅金城律師事務所的王祖國主任律師得知此事，先后三次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第一次法律援助，使罪犯罪有應得，被依法處決。后來其家屬將怨恨加在小茵子一家身上，多次對其爺爺、奶奶、父親、叔叔進行謾罵侮辱、威脅恐嚇。2003年初韋小兵之兄韋某某故意尋恤滋事，將身患二級殘疾的小茵子的父親毆打致傷。王祖國律師隨即進行了第二次法律援助，通過訴訟方式，迫使被告賠償全部醫療費等經濟損失3800多元。屋漏偏逢連陰雨，2006年8月，小茵子的父親被農業銀行臨洮支行無照駕駛的車撞倒，不幸死亡，肇事車輛逃逸；同一天，小茵子惟一的姑父也因病去世，小茵子的爺爺、奶奶陷入絕境。金城律師事務所決定第三次提供法律援助，在代理律師努力下，肇事司機被抓，車主支付賠償金九萬多元。三次法律援助，使幾經變故、幾乎失去生活勇氣的小茵子一家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氣。
可以說，法律援助制度在廣袤的西部已經成為一項扶弱濟貧的重要法律制度，公平與正義是其基本價值追求，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正日益發揮出顯著的作用。對“小茵子”一家的成功援助以及諸多成功的法律援助案例表明：法律援助制度確實具有能夠改變受援者命運的力量，是切實維護和保障社會弱勢群體權益的“維權保護傘”，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
為社會奉獻愛心
西部律師不僅用手中的法律知識為廣大的困難地區的弱勢群體提供大量的法律支援，還積極地參與到各種社會公益、自然災害的捐助之中，面對非典，面對地震水災，面對貧困山區廣大失學的孩子……他們在自己的收入并不高的情況下，勇于捐助，盡最大的努力為社會奉獻愛心。
作為甘肅惟一一家“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2006年正天合律師事務所獲此殊榮時也恰逢該所十年所慶，雙喜臨門本應好好慶祝一番，但是他們卻把用于慶祝的3萬元資助給10名寒門學子。該事務所主任、甘肅省律協會長趙榮春從業十余年，堪稱省內資深律師，曾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評為“全國優秀律師”。1980年，他考上大學以后，家里全力供他上學，使本就清貧的家更為拮據。他更能體會到寒門學子的艱辛：“看到許多品學兼優的學子因出身寒門而面臨失去受教育的機會，讓人感到非常痛心。想想自己當年求學的艱辛，我們非常愿意助他們圓夢。”
西部律師積極為社會捐錢捐物、奉獻愛心的事例可謂是層出不窮——
李勇律師執業十余年，其領導的甘肅勇勝律師事務所辦理法律援助案件280件，希望工程愛心助學捐資1.6萬余元，幫助3位小學生讀完小學，愛心助殘捐款2000元，連續三年3次送法下鄉，其他愛心送溫暖等捐款近萬元。
王祖國律師是甘肅省律師界惟一的一位省政協委員，他所領導的金城律師事務所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00多件，數百名困難群眾獲得了法律援助，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咨詢1000多人次。
蘭州市七里河區綜合治理員屠永成奮勇擒賊不幸犧牲，留下孤兒寡母艱難度日。甘肅正天合律師事務所得知此事，當即決定承擔屠永成之子屠超從初二到高中畢業的全部學雜費，讓英雄之子不再為上學而發愁。
為弱勢群體、貧困地區和受災地區的群眾無償提供法律援助，奉獻愛心，體現了西部律師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感。王祖國律師對律師積極參與法律援助等公益活動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認為，通過參與法律援助活動，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可以不斷增強律師群體對貧弱群體的同情心，而律師通過法律援助以增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可以克服拜金主義，蕩滌雜念，凈化心靈。而幫助社會的貧弱者打得起官司、打得贏官司，可以彰顯憲法精神、傳播法制文明，增加社會和諧程度。
堅持中的希望
甘肅省律師協會會長趙榮春認為，從構建和諧社會和促進西部經濟發展、建立西部法制社會的角度來看，西部律師都將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加快貧困地區律師業發展的一系列建議：研究和制定加快貧困地區律師業發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建立加快貧困地區律師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如稅收、行業準入、貧困地區律師財政保障、加大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力度等；成立“貧困地區律師業發展基金”；加大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落后地區律師協會的合作，擴大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律師事業的扶持力度；此外還有免費注冊、巡回培訓、網絡培訓等手段提高西部律師業務水平。
尚倫生律師的一番話，較為客觀地表達了西部律師的內心感受。“遙望東部欣欣向榮的市場景象，看到東部律師能夠在更寬廣的舞臺上施展拳腳，尤其是他們大多數通過自己的勞動能夠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我們也羨慕，也向往，但我們不能全部聚集到東部地區去淘金。畢竟，西部同樣需要律師。”他告訴記者，對于他們這些西部“土著”律師，帶著生于斯，長于斯的這份情感，在西部，同樣可以完成對于律師職業的追求，實現自己的夢想。
泰戈爾說：“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和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永恒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向我走來。”在西部這片土地上，西部律師，一個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群體，他們有過彷徨，但沒有退縮；有過困惑，但沒有失去信念。那個法的精神家園中的異鄉人，在永遠地召喚他們，讓他們堅持、追求、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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