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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律師
舍醫從法追逐律師夢
日期：2011-06-01 作者：盧意光 閱讀：5,075次
盧意光：上海市康昕律師事務所律師，主要在醫療衛生法律服務領域工作。現為上海市律師協會醫療糾紛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上海市律協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法學會衛生法研究會會員，上海市第九屆律師代表大會代表。2011年被評選為上海市第四屆優秀青年律師。
我做律師看起來有點偶然。２００３年前，我是三級甲等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生活忙碌、充實，也充滿對未來的憧憬。可是，２００１年的一場醫療糾紛風波，改變了我對醫患關系的看法，也促成了我從醫生到律師的職業轉變。
“魚刺殺人”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晚上，我們隔壁耳鼻咽喉科接診了一名三十幾歲的男子。該男子不慎被魚刺卡住，到醫院來就診。可是，醫生檢查了好幾遍，也沒有發現魚刺，于是就讓該男子回家了。幾天以后，該男子因病情加重再次來院就診，醫院安排入院治療，入院第３天，該男子突然大出血死亡。事情發生后，患者家屬指責醫院嚴重不負責任，理由是：一根魚刺怎么可能導致一個三十幾歲的健康男子死亡？于是，該男子遺體被一直留在醫院，幾十個家屬每天呆在醫院與耳鼻喉科醫生理論，并不時發生沖突，“１１０”多次出警也無濟于事。我們科室由于臨近耳鼻喉科，所以受到很大影響，大家上班都不敢穿白大褂。三個月以后，在市衛生局的協調下，醫院將耳鼻喉科的主任免職，并給予家屬３０萬元的賠償，此事才得以平息。
這個事件讓我清楚地看到，我們國家的醫患矛盾處在一個非常尖銳的狀態，醫生和病人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相互地妖魔化，病人指責醫生職業道德嚴重滑坡，唯利是圖；而醫生指責病人有糾紛不走正常途徑，無理取鬧。醫療糾紛的處理也非常地混亂，最后的解決常常不分是非，而是以病人家屬的吵鬧程度來決定賠償的數額。
這種不分是非的處理模式，導致幾個后果：一是在培養病人家屬私力救濟的風氣，二是打擊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三是真正的受害患者可能無法得到應有的賠償。而要建立一種讓大家信服的處理模式，則要加強獨立第三方即司法的力量?？僧敃r的司法狀態是，從事醫療糾紛處理的法律工作者對醫學一無所知。于是，我認為，處理醫療糾紛，涉及醫學和法律，一定需要有熟悉兩個專業的人員，才有可能逐步建立有公信力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舍醫從法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決定投身法律職業，并開始系統地學習法律。功夫不負有心人，２００３年，我參加并通過了司法考試，于是，成了一名執業律師。
執業幾年來，代理的醫療糾紛案件，有一般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也有一些特殊類型的案件，比如非法行醫、醫療欺詐、器官移植、試管嬰兒、臨床試驗、輸血感染、偽劣醫療器械致人損害等賠償糾紛案件。代理每一起案件，都需要重新學習，因為案件除了涉及浩如煙海的醫學問題，還涉及衛生體制和法律問題，如何判斷分析？如何調查取證？如何參加鑒定會？又如何將這些晦澀的專業問題通俗的講述給法官及當事人聽？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辦理個案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作為個體的患者是多么的軟弱，要維護自身的權益非常艱難，除了存在先天性的專業壁壘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目前的立法及司法制度對生命健康權益還沒有足夠的重視。比如，我們的《憲法》還沒有規定要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還沒有得到批準，所以，在該領域工作，會遇到更大的阻力，更多的挑戰和更深的迷茫。
辦案之余，將辦理案件時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并提出自己的主張，形成專業論文或著作，也是律師走向成熟和專業化的必由之路。2009年，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出臺呼之欲出，該部法律對醫療損害賠償案件可謂具有“顛覆性”的影響。于是，我耗費近一年的時間，在2010年7月完成了《醫療賠償訴訟操作指南》一書，由中國法制出版社發行，由于正值《侵權責任法》生效之際，醫療賠償案件的實務問題備受關注，所以，該書收到良好的反響。
慎重相處
在代理案件過程中，律師與當事人之間有時候也會由于各種原因出現誤解。我曾代理遼寧省的一起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根據最高院的司法解釋，醫療機構應當就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以及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于是，在舉證期間，我為當事人申請了傷殘鑒定以明確損害后果，而被告醫院始終沒有申請醫療過錯或醫療事故鑒定。在開庭時，審判長也明確說明，被告醫院應當對自己的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以及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庭審結束后，我認為勝訴在望，可判決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判決書認為由于原告沒有申請醫療過錯或醫療事故鑒定以證明被告醫療行為存在過錯，所以判決原告敗訴。在拿到判決書的時候，審判長說，其實他也認為你應當勝訴，但審委會不同意他的意見。我只能跟當事人解釋，我國的司法制度設計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可是，這種解釋怎么讓當事人接受呢？
我國目前制度框架下的律師，特別是訴訟律師，要非常慎重地處理與法官及與當事人的關系。律師與法官之間，雖說同為法律執業人員，但我國法律制度建立時間不長，很多地方仍然有待完善，如何規范（包括保護和監督）法官的裁判行為以及律師的代理行為仍然值得進一步探討。所以，兩種職業之間的溝通及對話難以避免出現障礙、誤解甚至相互排斥，訴訟律師應當不斷的思考、總結，汲取經驗教訓。律師與當事人之間，雖在簽訂合同之時，當事人對律師一般都充滿信任，但在代理過程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裁判結果不利的情況下，當事人很容易將不利結果歸咎于律師的代理行為，所以，能夠妥善處理與當事人的關系，也是一名律師成熟的標志。
前途榮光
我也常常會去思考，我們的制度設計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狀況？如何推動我們的制度朝更加保護人權的方向進步？如果能有一點點成就，我想，也一定會是我畢生的榮耀。２００５年，我參加了在四川舉辦的“第二屆全國高等醫學院校法學專業論文交流研討會”，并有幸遇到梁慧星等著名教授。這時我才知道，很多醫學院校正在籌辦法學專業，試圖將醫學與法學結合授課，以培養衛生法學專業人才。這讓我覺得很受鼓舞，因為專業人員越多，推動制度的改革就越有希望。
我始終認為，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作為律師，如果希望有所作為，應當參加到組織中去。
現在，我擔任上海市律師協會某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我也非常樂意參加和組織委員會的活動。不久前，我們邀請上海市高級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法官代表到律協與律師代表座談，就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涉及到的疑難問題進行交流探討，以期通過這種方式的溝通，達成一定的共識。從效果上來看，這種通過組織進行溝通比承辦個案時單獨與法官進行溝通更加平和，也更有效率和深度。同時，我們還就《律師辦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操作指引》征求法院意見，一旦達成共識，律師辦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效率會明顯提高。
在辦理個案過程中，律師常常單獨分析、處理案件，所以，很容易給人感覺是孤軍奮戰。但是，如果把案件比喻為珍珠，那么，把珍珠連接起來的項鏈，就是我們整個社會對法治的信仰和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律師的后盾是廣大的民眾，律師是這支信仰和追求法治隊伍的先鋒。所以，我認為，我們律師并不孤單，我也堅定地相信，選擇律師這個職業，道路雖然坎坷，但一定充滿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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