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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周倍良：我是一個“農民律師”
日期：2008-03-07 作者：李莎 閱讀：3,501次
在北京市門頭溝區永定鎮壩房子村，有一個為村民打官司的“農民律師”，他就是村官周倍良，畢業于清華大學法學院。2007年四五月份，他作為“村官”代表，參加了團中央組織的優秀大學生農村創業巡回報告團，在全國做了巡回演講。 三場官司贏得村民信任
2006年9月，壩房子村與一個私營企業就村里的一塊土地鬧矛盾，村里土地收不回，村民們急得不行。村委會主任試探著向清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周倍良打聽能不能強制收回土地。當時周倍良建議用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并毛遂自薦當上了訴訟代理人。
然而，這一仗卻打得很漫長。為了收集證據，從未獨立辦過案子的周倍良挎著相機守在企業門口；為了寫好訴訟書、代理詞，他幾乎是通宵達旦地找法律法規條文。由于訴訟主體出了問題，訴訟請求被法院裁定駁回，第一回合周倍良便敗下陣來。
作為村里唯一學法律專業的人，周倍良說自己必須扛起責任。“那段時間，我真是入了迷，吃飯在想、騎車上班在想、睡覺也在想。就跟辯論賽似的，我必須想到他們可能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逐條駁回，還請母校的老師幫我分析。”開庭前一天，周倍良一個人到法院調出雙方證據，細細咀嚼每一條證據每一個觀點，終于發現對方提供的證據篡改了時間。
再次開庭，心中有底的周倍良步步深入地向對方律師發問，順勢拋出對方偽造證據的事實，贏了官司，贏回土地。
40多畝的土地回到了村里，重新承包后地租漲了30多倍，村里收益50多萬元。周倍良成了壩房子村的功臣，也獲得了一個“農民律師”的稱號。此后，周倍良又先后代理了一起村集體與村民之間的土地糾紛案和一位村民的相鄰權關系糾紛案。三場官司，讓越來越多的村民信服這個大學生村官，“有問題找律師”成了村民的口頭禪，不少外村的人也慕名而來。
只有一年“村官”官齡的周倍良，就是這樣，通過一步一步的努力，幫村民打了幾場官司。建立了村民對他的信任。
三年后我可能會留下
周倍良被稱為是“不走的農民律師”，說到不走，這是村民們對他的希望。由于當村官須簽訂三年期限的合同，周倍良說自己有可能留下，當然還有可能從事別的事業。
剛開始工作，周倍良草擬的公開信被領導批評，他坦言是因為自己對農村工作的不了解。“當時剛來到村子，對怎么看待工作、怎么處理工作中的事務都不是很在行。”雖然在學校學到了很多理論方面的知識，但是剛來到農村后還是不適應，農民需要的是簡單實用，只有用簡單明了的話說明白就行。
提到和以前的不同，周倍良說經過一年多的接觸，自己的認識在逐步深入，“其實農民的要求很實在，想要滿足利益上的實惠。名氣、知識在農民看來都不是最重要的。只有能為他們做實事，才能真正讓農民接受。”
周倍良是區里的普法宣傳員，組織參與了奧運法制宣傳小分隊。去年12月4日是全國普法日，當時周倍良與同事在全鎮范圍內走上街頭，宣傳法律常識，接受別人的咨詢。
當時有一群正去討工資的民工，看到周倍良的法律咨詢，就停下來詢問。他們做了半年的建筑工，想要回家過年，可是遇到了拖欠工資的難題。周倍良認真地給他們分析，讓他們找區勞動監察大隊解決問題，還給他們指路。當他們困擾了好久的難題解決的時候，他們親切地對周倍良說：“謝謝你，老鄉。”
身為村官，能用法律來幫助弱勢群體，周倍良感到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在普法的過程中，他接觸了很多村民，大家都很感激他。周倍良認為個人的力量還是有限，于是他產生了進一步擴大隊伍的想法。他便和清華大學法學院聯系，共同建立法律服務隊伍。“我們每個月有一到兩次上街去進行法律服務。會遇到一些以前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會有新的問題挑戰我們。可以說，法律服務是具有持續性的，但是一步步地解決也可以真正給村民幫助。”
個人發展與集體發展結合
當被記者問到他當好村官最重要的因素時，周倍良提到的是專業知識，以及法律方面相關的知識。“其實村官也應該注重綜合能力，要踏踏實實做人、做事。還應該有基本的集體意識，將個人的發展與集體結合，無論環境和發展的變化，都與之結合，這樣才能發揮自己的才干。
農村正趕上新農村建設這個機遇，很多年輕人可以做一番事業。周倍良說，當時的選擇有些理想主義，將自己想象成一個英雄式的人物，有種成就感，想要成就一番事業。周倍良在一篇文章里總結自己：“在理想主義的沖動下，我來到了農村。因為理想主義總是想象在一個美好的地方，發生一個美好的故事，產生一個美好的結果。”
周倍良說當“村官”需要一點理想主義：“每天騎車來回四次，幾十噸的卡車從你身邊呼嘯而過，揚起很高的塵土，一到雨天渾身泥。離城里很遠，沒有書店，條件很艱苦。”在壩房子村委會辦公室，周倍良在墻上貼上了四個大字：常備不懈。
“清華有個傳統，把自己的發展和祖國的發展結合起來。一年的農村工作，我最大的體會便是要將個人的理想和發展與集體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那樣工作才是有意義和生命力的。”周倍良說，離開了村子的發展，個人有再多的榮譽也沒說服力。
家里人一開始對周倍良的選擇很不理解，社會上很多人的也認為一個清華畢業生選擇基層有些屈才，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其實家人很尊重我的想法，說太多也沒用，只能讓實際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取得效果。”
周倍良現在的工作主要是當好助手，協助村里兩委班子的各項工作。對農村深入了解后讓他意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其實村官立足村里可以進行經濟、法律、文體等方面的工作，村官能帶來新的力量、思想、理念，從而帶來不同的碰撞。”
為村民做點實事
周倍良廣為人知的就是他是“農民律師”，其實在新農民學校建設方面他還開拓了新的空間。北京市委常委、朱善璐在2007年3月提出了在一些村莊試點建立農民學校，壩房子村積極響應，堅持每個月一到兩次的課程安排。周倍良告訴記者，他總是和村里的領導一起商量怎么將學校辦得更好。除了傳統的知識，農民學校開展了就業技能上的培訓。怎樣搭建培訓的平臺，加強就業培訓為農民帶來實際的好處。
同時由于“紅色1+1”的交流，在黨建和法律知識上壩房子村和清華大學法學院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雙方還制訂了一攬子計劃，從普法、文體活動到網站建設，周倍良都在策劃中起到了重要的聯系作用。
談到興趣愛好，周倍良提到了體育。他組織了村里的籃球隊，自己擔任領隊兼教練，和鎮里進行了多次比賽，“我們還是比較有遠見的，考慮到了迎接奧運會。通過豐富的文體活動，給村民帶來了歡樂，我們還取得了一些成績呢。”
村里很扶持村官工作，領導們讓村官參與很多項工作，周倍良就承擔了文書、法律顧問等工作，各個科室布置的任務都會有機會參與，很全面地了解農村的情況，有很多新的體驗。領導們希望村官能獨立或者協助完成工作，以促其盡快成長。
2007年8月，在門頭溝區司法局的領導下，周倍良成為了奧運普法小分隊的一名成員，他積極地宣傳、普及法律，為今年的奧運會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也為奧運會的到來做出大學生“村官”的一份努力。
周倍良對想當村官的大學生的建議
首先是考慮清楚，自己是否做好準備，是否是真的想做村官。不能有一些認為村官很清閑的誤解，要有吃苦的準備。有踏實肯干的想法才能找清自己的位置，做好長遠考慮，制定適合自己的職業規劃。對工作多些了解，不能單憑自己的想法。同時轉變思維，村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完全局限于自己所學的專業。不要顧慮太多，可以來基層嘗試。
其次現在主要的想法是從小事做起，并把事情做好，注重與人的溝通、交流，還要考慮各種不同的情況，和諧相處，交流后就會處理好。
當然一定會面臨很多困難，要學會用農村的工作方法來處理問題，這也是種挑戰。結合自己找到的工作點來處理問題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每個村官的工作不同，就會有不同的側重點。結合自己所屬的村子的環境不同，開展工作的側重點也會不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發光點。
村官語錄：
回首離開清華園的這段日子，時間雖然不長，但我確實為農村、農民做了一些事情，我感到很充實。我也找到了一個大舞臺，使自己能力得到了極大發揮。一年來，我受到了各級領導很多的關心和照顧，他們對我工作和生活的悉心關照，使我得以不斷成長。母校時刻的關注也為我提供了充足的動力和信心。在這過程中，我們不斷成長，我們融入其中，成為農村中的一員。我想，我會像村民們所希望的那樣，做一名“不走的律師”，讓法制文明之花在農村大地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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