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業內動態
劉桂明:從組團追國寶看律師的社會責任
日期：2009-02-20 作者：法制日報周末 閱讀：2,116次
眾所周知，泱泱中華文明，煌煌國寶無數。但是，任何一件國寶的流失，依舊還是會觸發炎黃子孫的神經。比如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流散海外近150年，如今，其任何一件的新動向同樣都會引起國人乃至收藏界的軒然大波。據媒體報道，2009年春節前，佳士得拍賣行發布消息，根據著名時尚大師伊夫?圣羅蘭的遺愿，他所持有的圓明園鼠首及兔首將于2月23日進行公開拍賣，估價總額高達兩億人民幣。消息公布后，很快中國有律師組織了近百名律師發起律師團，計劃以法律途徑經訴訟討還流失文物，這也是第一次中國律師介入到海外文物回流程序之中－－而根據他們研究相關法律條文得出判斷：只要有文物原所屬方作為原告提起訴訟，一切將依法水到渠成。
可他們在找到文物所屬“債權方”－－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以及圓明園，三方幾次溝通后，律師們才發現，原來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想要回歸，僅有法律和愿景，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原告資格問題、訴訟時效、舉證需要、善意買受人以及適用兩國法律等等方面還存在許多法律上的困難，尤其是訴訟所涉及的費用則是最為實際的障礙。按照法國法律規定，訴訟費需要由原告在訴訟前提前墊付。此事因涉及兩億人民幣的標的，所需訴訟費高達40萬元人民幣，一旦敗訴，訴訟費將無法收回。
盡管如此，律師團還是信心十足。他們的信心首先來自判例法國家的成功判例和成文法國家嚴格的法律以及國際條約的相互認可和授權。從這些判例表明，國家財產被侵害的國家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即便是該財產持有人不是原被盜之物的盜賊，仍可作為被告被訴判決履行返還義務。
當然，鑒于眼下拍賣在即，律師團的目標能否實現還是一個需要等待的目標。但他們以自己專業的形象與行業的責任亮相之后的表現，反映了律師作為一支專業力量所具有的社會責任感與公益心。
此前，在許多人眼里，律師似乎永遠是一個與孔方兄掛鉤、和商業化牽手，沒有公益心、毫無責任感的職業。其實，我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30年來，許許多多律師在有效地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和司法正義之余，還為社會、為弱者、為未成年人做了數不勝數的專業貢獻。由此律師團追討圓明園國寶的實際行動，我們又知道，在我國將近15萬人的律師行業里，還活躍著一支公益律師的隊伍。
有人可能就會問：律師投入公益訴訟、參與公益事業是一種必然還是一種自然？
在我國律師業從《律師暫行條例》的制定到《律師法》的修改完善的發展脈絡中，律師職業的定位曾經幾次出現變化。作為一種職業，首先，律師在剛剛恢復重建時被當成“國家法律工作者”，更多的是代表國家提供法律服務，為此使律師享受了公權力的職業優勢；其次，律師被視為“社會法律工作者”，強調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從而使律師一下子全部由天上掉進了“海”里，律師從此沒有了鐵飯碗，沒有了行政級別，沒有了公權力的職業庇護；此后，律師則被理解成“市場中介工作者”，因為其商業性的中介定位，又使律師仿佛又回到了現實中；后來，律師還被定位成“新社會階層”，從而使律師與民營企業家、注冊會計師等職業被統戰部門規劃到了同一個平臺。最后，新修訂的《律師法》作出了全新的定位。《律師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根據我國有關學者的研究考察，當今世界存在三種不同的律師職業定位模式：一是提倡擴大選擇的范圍，通過競爭的市場原理本身來淘汰不道德的營利行為，即“商業主義”；二是加強國家干預，通過免費服務的方式來保障業務活動的倫理，即“國家主義”；三是依靠職業內部的同志式結合和團體自律來維持信念和綱紀，即“職業主義”。其中，根據公共責任的不同，職業主義又可分為公共性傾向的職業主義和技術性傾向的職業主義。
作為律師，當然希望是三方面都兼得：既有“商業主義”的對價道德，也有“國家主義”的權貴地位，還有“職業主義”的技術壟斷。因為這三種職業定位模式，正好呼應了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30年來的發展脈膊。當年，我們歡呼將“國家法律工作者”轉為“社會法律工作者”的職業定位。今天，我們同樣要歡呼從“為社會服務”到“為當事人服務”的與時俱進。社會發展的多元化自然會導致社會需求的多元化，社會需求的多元化又必然影響到服務主體的多元化，服務主體的多元化最終則形成了律師業發展的多元化。當法律服務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成為社會需求的重要一面時，律師服務的對象將不再是千人一面、萬人同聲。所以，律師只為私權力代言的傳統職業定位將徹底打破，為公權力代言的政府律師或公職律師將順理成章地成為律師隊伍中的新兵種，平衡公權力與私權利或完全協調私權利之間利益關系的職業組合將日益加強和完善。于是，因為“當事人”概念的提出，律師服務的對象不僅更加明確了，更重要的是大大擴容了，律師成為自由職業也就是當下官方所稱的“新社會階層”，因此最終得到了法律上的權威說法。
特別值得欣慰的是，在許多律師表現出追逐最大利潤的機會主義傾向時，更多的律師表現出的對公共利益的追求，也就是有學者概括的律師職業對哈貝馬斯提出的“市民公共領域”概念的關注。于是，一個以監督公共權力、關注公共政策、關心公共事件、關懷公眾利益為己任的法律職業群體出現了。他們被稱為公益律師，時常選擇以公益訴訟的方式。維護“公眾領域”的利益。
在我看來，所謂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多數人、不確定多數人和弱勢群體的各種物質與精神需要。這種需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必然指向為權利，也就是自己可做或不做某種行為，或者要求國家和其他人做或不做某種行為。于是，公益訴訟的概念就出現了。所謂公益訴訟，是指為了公共利益了解權利、主張權利、實現權利、維護權利的法律手段和方式。此次為了圓明園國寶的追討而組成的律師團主張的跨國訴訟，就是比較典型的公益訴訟。
為了公共利益，為了弱勢群體，在龐大的社會律師、神秘的軍隊律師、穩定的公職律師、平和的公司律師、“牛氣”的商業律師之外，開始出現并活躍著一支飽含責任感、深負使命感的公益律師隊伍。這支隊伍盡管人數不多，盡管收入不高，盡管名聲不大，但他們始終在以自己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智慧、職業的技能、職業的水平、事業的激情、事業的責任和使命，一個一個案子，一步一步臺階，一點一滴努力，在平衡社會利益、完善社會管理、影響社會思維、推進社會進步、促進社會和諧。同時，他們還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不斷豐富律師職業的專業內涵、完善律師職業的社會形象。可以說，他們是我們律師界最可敬的人，他們是最值得我們律師界關注的人，他們是我們律師界最讓社會感動的人。
言及于此，我們知道，無論是我國法律規定的律師職業要求，還是我國律師自身發展的實際需要，律師投入公益事業、進行公益訴訟、維護公共利益，既是一種必然，更是一種自然。
所以，圓明園國寶最終能否追回，已經不是我們最關注的話題了。因為其中畢竟還有許多超出我們意志和能力以外的原因。關鍵是此次律師團的表現，已足以顯示我國律師業改革發展與隊伍建設的重大成就。
(作者系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秘書長)
業內熱點
法治熱點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