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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時評
“敲詐政府罪”善后：要清白還要追責
來源：新京報 日期：2011-06-03 閱讀：3,381次
檢方不批捕或不起訴，只是還復了作為被害人的上訪者的清白。如果那些隱身于“敲詐政府罪”背后的地方官員，不因惡行而受到懲治，類似的惡行絕難終結。
《新京報》昨日報道，兩年前，河北張家口賈文等7村民被控涉嫌“敲詐勒索政府”。而今，這起“敲詐政府”案有了轉折。
賈文等日前收到了崇禮縣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檢方認為，賈文等在未簽訂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情況下，以組織部分拆遷戶向上一級政府上訪為由，索要超過管委會定價的補償款，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依據法律規定，對賈文等7人作出“絕對不起訴”決定。
檢方撤訴本來是好事，但讓人不解的是，“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竟成了“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的理由之一。依此邏輯，是否“行為惡劣、情節嚴重、危害巨大”，“敲詐政府”就可以成罪呢？
敲詐勒索罪的成立，一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二要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三要有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而政府只具有擬制人格，并非自然人，當然也無法被“威脅”或“要挾”。“敲詐勒索罪”確實是刑法中明文規定的罪名，但“敲詐勒索政府罪”卻是崇禮縣某些官員的“創造”。
但是，這樣的“創造”并非崇禮縣獨家。僅最近三年來，至少在河北滄州，山西呂梁都曾傳出“敲詐政府罪”的個案，這些個案的共同特點就是，被控者均為上訪戶。
曾經，一些地方官員常用“誹謗(領導)罪”來對付上訪者和舉報人，輿論壓倒性的批評不但使那些地方官員蒙羞，也令司法權威受損、司法公信流失。鑒于此，最高檢曾專門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誹謗罪”的批捕權上提一級院辦理。之所以有此對策，在于最高檢正視了基層司法機關易受當地黨政主要官員干擾的現實。由地市檢察院來審查區、縣報送的案件，雖不能完全杜絕外來干擾，但至少增加了地方官員干涉檢察獨立辦案的難度。今天看來，“上提批捕權”這招雖然“笨”，卻有效———“誹謗(領導)罪”此后很少再現于人們的視野。
遺憾的是，一些地方官員打擊報復上訪人，并非只有“誹謗(領導)罪”一個管道，在“誹謗罪”之外還不斷“開拓創新”，類似“敲詐勒索罪”等不斷出爐。
我們固然可以期待最高檢繼續因應時勢變化，將“敲詐勒索罪”等案件的批捕權和起訴權也上提一級。但這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你來我往，畢竟不是一攬子解決方案。當上訪者為莫須有的“敲詐政府罪”付出了自由甚至是血的代價，才引發媒體關注時，我們更應反思對責任人的懲處機制。
對本案來說，檢方不批捕或檢方不起訴，只是還復了作為被害人的上訪者的清白，卻并未對隱藏其后的責任人以懲戒。如果那些隱身于“敲詐政府罪”背后的地方官員，不因其惡行而受到法律的懲治，類似的惡行絕難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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