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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前夕,外灘踩踏事件為原本歡樂的新年籠罩上了陰霾,35條年輕的生命再也聽不見新年的鐘聲,沐浴不到新年的陽光。悲劇發生了,如何吸取教訓,確保不再重演,讓特大型城市的安全“零風險”?這成為律師代表們關心的熱點話題。
在心憂城市安全的同時,2014年上海已有很多重大事件發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上海的建立已經滿一年,國家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在上海啟動等。這將對上海發生深刻的影響,是上海新一輪改革發展的契機。為此,在“兩會”上,依法治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打造全球科創中心等話題也進入了律師代表們關心的視野之內。律師人大代表們不但進一步關注這些重大事件對上海的影響,還從各方面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意見和建議,不斷促進上海發展的“新常態”。
據統計,2014年上海“兩會”召開期間,本市21位市級律師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積極履職,在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為上海的城市建設建言獻策,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共提出議案、書面意見、提案和社情民意等74件。
城市安全:呼吁制定公共安全管理條例
外灘擁擠踩踏事件讓不少代表、委員的目光聚焦到城市公共管理的問題上,對此他們表情憂慮。因為安全是城市和諧的基礎,城市越安全,生活才能變得更美好。
市人大代表潘書鴻表示:“建議上海市人大制定上海市公共安全管理條例。目前,從國家到地方層面,我國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2014年,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突發事件信息報告工作管理辦法》的政府規章。值得注意的是,還沒有一部法律規范對自發的群體性事件中相關人員的責、權、利等內容予以明確規范。”
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市人大代表錢翊樑表示:“2005年,上海外灘就已配備了監控探頭,安裝了預警設施。當人數達到一定數量時,儀器會幫助工作人員監控人流,但仍然沒有避免悲劇的發生。”他建議:“除了從管理機制上下功夫,還可考慮改良技術來提高生活安全系數。例如,將全市人流易擁擠的區域,分級別予以標注,通過開發APP軟件、廣播等方式告知老百姓,運用大數據的方式避免悲劇的再次上演。”
市人大代表吳堅提出應盡快建設上海城市公共安全館。“城市安全是特大型城市的一道生命線,外灘踩踏事件再次敲響了城市安全的警鐘。為加強常態性、長效性的城市安全宣傳教育工作,應規劃、建設上海城市公共安全館,作為面向上海市民群眾、莘莘學子提高公共安全意識、能力、技能,開展自救互救培訓,災難情景模擬,搭建志愿者公益平臺的宣傳基地。”
吳堅還就城市公共安全館的策展主題、主體功能等提出具體設想。其中,在策展主題方面,他認為城市公共安全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按國際分類,引發群體性災難的公共安全風險主要分四類:一是對人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造成威脅的自然災害,包括風災、水災、火災、雪災、地震等;二是事故災難,包括各類生產安全事故,如交通運輸事故、踩踏事件、公共設施事故、環境污染、核事故等;三是公共衛生事件,包括食物中毒、傳染病暴發等;四是社會安全事件,主要指恐怖襲擊、劫持人質、金融安全、群體性事件等。“城市公共安全館可就上述涉及的安全概念,確定符合上海特點的災難種類,策劃多組系列的主題展區,并配套情景模擬課堂、安防技能和緊急救援培訓教室、重大災難紀念場館等,盡可能融各類影響人類健康與安全的自然災害、人為災害的預防知識與自救常識為一體。”
在城市公共安全館的主體功能方面,吳堅則建議應與社會對接,向社會公眾提供最直接、最質感、最具體驗性的宣傳救災防災工作的公共產品,改變過去碎片化、一陣子的城市安全宣傳方法,擴大市民參與到公共安全防災體系中來,鼓勵救災志愿者活動,提高市民群眾的防災意識,并與社區對接。以此為基地,搭建與全市社區的聯系,加強最基層民眾的防災救災知識的普及教育,加大對社區人群的安全防范技能培訓,特別是要提高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應對能力,支持社區自發的防災活動,為社區開展各類防災救災活動提供協作和支持。此外,還可以與學校、單位對接。以院校為重要平臺,將城市安全教育納入教學計劃,通過給學生實地上一堂安全必修課,提高學生的公民素質和安全意識等。
依法治國:從每一項法律制度開始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去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加快了依法治國的步伐。律師作為我國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在“兩會”上,他們表情堅定,決心在其中發揮助推作用。
市人大代表、市律師協會會長盛雷鳴此次提交的議案是制定《上海市司法鑒定管理條例》。他介紹,司法鑒定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本市的司法鑒定制度曾領先于全國,然而近階段相關立法工作已經滯后。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健全統一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目前全國已經有17個省、直轄市制定了司法鑒定的地方性法規,但上海還暫未對其立法。
“注冊一家司法鑒定機構甚至比開一家律師事務所還容易?這些準司法機構如何管理?”盛雷鳴表示:一個案子的司法鑒定結論,直接關系到這個案子司法判決的公平公正。目前上海市有些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存在違反鑒定程序要求,質量管理不到位,職業操作不規范以及專業水平欠缺等問題,但是他們的鑒定結論卻成為判決的重要依據。
盛雷鳴舉例說:一個工程的造價到底是多少錢,得由第三方鑒定機構也就是審價機構說了算,而這個審價結論就是直接的審判依據。如果這個審價機構是法院,有紀委、監察等部門來監督它的行為,有一審二審,對判決不服的,還可以抗訴。但是,現在司法鑒定的結論,沒有二審,沒有再審,沒有監督,沒有復核,而這個結論就是裁決的依據。“對于司法鑒定機構的準入、規范、培訓、處分,沒有法律法規的限制,要開一家司法鑒定機構,比開一家律師事務所容易得多。”
為此,盛雷鳴認為:加快本市司法鑒定地方立法,進一步完善司法鑒定統一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推進司法鑒定工作規范化、法制化建設,已成為當務之急。
盛雷鳴建議:《上海市司法鑒定管理條例》需要解決7方面的重點問題,包括完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建立分級管理制度;統籌規劃本市司法鑒定機構的發展;完善司法鑒定管理制度;明確司法鑒定兩結合管理體制和行業協會的法律地位;明確鑒定人出庭作證義務、程序及保障;建立司法機關與相關管理部門的協調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市司法鑒定專家委員會作用。
市人大代表潘書鴻提出關于加強監督職能、規范看守所行為的書面意見。他指出:現在有一個被忽略的關鍵問題,被羈押的人在看守所里不能拿紙和筆,在和律師會見時,如果時間不充裕的話,憑他記憶記住的案件事實很有限。到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手上也是沒有紙和筆的,很多犯人開庭就是戴著手銬出庭的,他們完全靠腦袋來記憶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案件事實,“我們認為這個是不科學的”。市人大代表吳堅對此也表示,現在需要有一個法規,對看守所的一些行為列一個負面清單,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說的。
依法行政,律師應發揮重要作用
在今年市人代會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依法行政的內容單列出來,可見其已經成為政府關注的重點之一,這也讓律師代表們表情認真,希望在其中發揮律師的專業作用。“上海應盡快建立市政府法律顧問團,為政府的重大決策、重大項目、重大案件等方面提供獨立的第三方法律顧問服務。”市人大代表劉正東此次在“兩會”上提出的書面意見與此不謀而合,他認為:在政府依法行政和政府職能轉變中,應充分發揮律師作用,在本市市級政府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團,“政府法律顧問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上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雖然在過去的一年中,政府堅持依法行政、簡政放權,著力轉變職能、改進作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政府自身建設還存在不少缺點和不足:政府職能轉變仍未到位,重審批輕監管、重管理輕服務的傾向沒有根本改變;依法行政的意識和能力有待增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依然存在;行政效率仍然不高,不作為、慢作為、選擇性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等。
為此,劉正東認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要求“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機構人員為主體、吸收專家和律師參加的法律顧問隊伍,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作用”。此次,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進行了明確,要求“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嚴格執行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制度,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以前政府大多強調‘集體決策’,但此次卻明確指出要‘依法決策’,這是一大進步。”
劉正東認為:要實現“依法決策”,就不得不提到“法律顧問制度”。據了解,2014年以來,四川、山東、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相繼建立了省級政府法律顧問團。目前,本市各區縣也基本上都建立了政府法律顧問團,而且全面實現了政府法律顧問的制度化。截至去年3月,全市區縣政府法律顧問團成員共有322人,基本由執業律師組成,有的區也包括政府法制機構工作人員及法學專家等。
因此,劉正東認為:本市市級政府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團不僅有章可循,而且有例可循,且將對本市各區縣政府法律顧問團的健康可持續運行起到表率作用。為此,劉正東今年專門提交了名為《關于建立本市市級政府法律顧問團的建議》的書面意見。在這份建議中,他呼吁本市盡快建立市政府法律顧問團,為政府的重大決策、重大項目、重大案件等方面提供獨立的第三方法律顧問服務;參照兄弟省市的做法,適當從全國各地公開遴選有關方面的法學專家、優秀律師等杰出人士參與擔任本市市政府法律顧問;同時制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團)工作規則》,以便規范化、制度化、權威化地開展政府法律顧問工作、發揮政府法律顧問作用。
民生保障:“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今年上海的“兩會”上,環境等問題并非新話題,但眼看霧霾等問題仍沒有解決,律師代表們“咬定青山不放松”,較真的表情令人欽佩。
市人大代表錢翊樑骨質增生發作,仍堅持一瘸一拐到會場,也是“蠻拼”的。他告訴記者:環境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和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頒布了新的《環保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明確規定了“保護優先”的原則,還強調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設置了環境污染公共監測預警機制。但是《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自2006年5月1日施行至今已有9個年頭,其中許多具體規定已經不適合本市環境污染的實際狀況與治理污染的迫切要求,為此他建議市人大應盡快修訂《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使上海的天變得藍一點,水變得清一點,更好地造福于上海人民。
俗話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細心的市人大代表厲明發現了本市火車站站名存在的新問題。為了承擔運輸高密度的鐵路客流,上海陸續建設了新的火車客運站,目前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橋站這三大火車站構成了上海鐵路三大交通樞紐,保證每天能夠有序運轉,承載著龐大客流。三大火車站能夠彼此分擔來往上海的人流,使出入上海不會因龐大的人流而顯得擁擠無序。但是這卻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龐大的人流量,使得部分不熟悉上海的乘客,對相似的火車站站名特別容易混淆。尤其是位于閘北區秣陵路上的上海火車站,也就是上海市民俗稱的新客站,由于其名稱過于籠統,也就使得其具有了一定的迷惑性、誤導性,不熟悉上海的人會將其作為上海唯一的火車站。更湊巧的是,上海火車站還有南廣場和北廣場,這讓本就不熟悉上海的外地、外國客人們陡增了甄別的難度。
厲明將國際上類似的大型城市的火車站站名做了一番比較,這些城市的火車站站名都能夠很好地區別不同的火車站,而這些火車站取名成功的案例值得上海借鑒。比如:美國波士頓有兩個主要的客運火車站位于城市的一南一北,分別為南站和北站;紐約的主要客運火車站叫大中央火車站。俄羅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也有多個火車站,其命名更是非常人性化,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火車站叫做圣彼得堡火車站,而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火車站叫做莫斯科火車站。
為此,他建議為了更好地區分上海三大火車站的目的,讓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鐵路乘客能夠更清晰地區分上海三大火車站,方便旅客,避免找錯火車站,擬將現上海火車站恢復“原名”為上海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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