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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陜西榆林產婦跳樓事件的反思

2017年第09期    作者:盧意光    閱讀 12,144 次

陜西榆林產婦跳樓，一尸兩命，引發全社會高度關注。

根據當地衛計委公布的消息，2017年8月31日，產婦馬某某入住榆林市某醫院。入院后，檢查提示胎兒頭部偏大，存在難產風險，醫生建議剖宮產終止妊娠，但家屬選擇自然分娩并簽字確認。31日10時許，產婦進入待產室待產，17時50分起，產婦因疼痛出現煩躁不安，兩個多小時內多次走出待產室與家屬交流，后由醫護人員勸回。20時許，醫護人員發現產婦從備用手術間窗口墜下，經搶救無效宣布死亡（包括胎兒）。榆林市專家組經過調查，認為產婦入院診斷明確、產前告知手續完善、診療措施合理、搶救過程符合診療規范要求；此次產婦跳樓事件，暴露了醫院相關工作人員防范突發事件的意識不強、監護不到位等問題。

本次事件，看起來是個偶然事件，但其中原因，值得挖掘。我國每天平均要出生4—5萬人。也就是說，每天都有四五萬名產婦都可能處在疼痛和焦慮之中，完成人類繁衍的偉大使命。我們該如何減輕產婦的痛苦、消除分娩過程的焦慮、避免類似悲劇再次上演呢？

無痛分娩，我們能做些什么？

無痛分娩，醫學上稱為分娩鎮痛，這項技術在操作層面沒有任何技術障礙，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普及率超過80%，但在我國卻不足1%。為什么這樣一項成熟、安全的技術，在我國沒有得到普及、推廣？為什么一般民眾，更多知道的是難度更大、風險更大的剖宮產，卻不知道自然分娩中的無痛分娩？

有醫療專家對此進行了說明，一方面全國大部分地方對分娩鎮痛沒有額外的收費標準，只能按照硬膜外麻醉的標準來收費。通俗地說，就是收費太低，入不敷出，醫院沒有動力；另一方面，麻醉師數量不夠?？磥?，這是一個醫療制度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醫療體制“重藥械、輕技術”，導致哪里可以多用藥品、多消耗器械，哪項技術就蓬勃發展。而且，藥械價格越貴，越受醫院青睞；反而，真正的醫療技術卻出現門庭冷落，甚至無人問津。

當前，我國正在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力圖為醫藥衛生體制規劃一副美好的藍圖，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我們期待，醫療行業這種本末倒置的問題能在立法過程中得到關注，在未來的體制改革、法律條文中得到糾正。

安全監護，醫院該如何進行？

在本次事件的調查報告中，認為醫院監護不到位。那么，醫院對于住院病人，該如何進行安全監護呢？

過去，我們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住院病人（包括產婦）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其自身安全應由自己負責，自行放棄生命（如跳樓），醫院不應承擔任何責任；二是認為醫院作為公共場所，對住院病人負有安全保障義務，畢竟病人不同于普通正常人，她們處在病房的特殊環境中，伴隨著疼痛、焦慮等癥狀，醫療機構應當給予安全保障。

筆者傾向于第二種意見，但同時認為，這種安全保障（安全監護）是必要的、合理的，而非沒有邊界的。實踐中，除了待產的產婦，還有術后的病人，或其他患者，住院期間，由于疼痛、焦慮、煩躁、恐懼等因素，會出現精神恍惚、意識不清，甚至出現妄想、幻覺等暫時性的精神癥狀，如果這些病人沒有得到合理、必要的監護，有可能出現自傷自殘、跳樓自殺，這些問題有賴于專業醫護人員給予關注、監護和處理。如果完全放任不管，只關注病，不關注人，很可能會反復出現病人跳樓的嚴重后果。但是，醫護人員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因此，這種注意義務不是沒有邊界的，應當根據具體個案，病人的癥狀表現、突發程度來判斷是否盡到了注意義務。

知情選擇，依法該如何履行？

這次事件，社會熱議的話題之一，就是選擇剖宮產，醫院是應該征求家屬的意見，還是該征求產婦的意見？

如果從現行法律規定來看，不應該存在爭議，我國《侵 權責任法》第55條第1款規定得很明確，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并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并取得其書面同意。也就是說，病情和醫療措施的征求對象，是患者本人。可是，為什么很多醫療機構、醫護人員會認為應該征求家屬意見呢？

這得回溯到1980年代，我國當時處在計劃經濟時代，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當時的《醫院工作制度》規定，實施手術前必須由家屬或單位簽字同意，之后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也受其影響，有患者和家屬（關系人）同時簽字的規定。這些規定，雖然已經被《侵權責任法》取代，但其對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普法，才能得以糾正。

產婦帶著她的小孩，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個精彩紛呈的世界，我們除了緬懷她們，更應當進行沉痛反思。防微杜漸、憂在未萌。防止悲劇重演，推動生育文明，進而推進人類文明，陜西榆林產婦跳樓事件，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

盧意光

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上海律協醫藥健康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業務方向：醫藥健康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