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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艱辛 歲月崢嶸 陶云寶律師訪談摘要

2019年第05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7,711 次

采訪時間：2017年5月4日

受 訪 人：陶云寶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很高興請到了靜安區的陶云寶老師到上海律協口述歷史，與我們一起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律師隊伍恢復重建時期的一些情況。靜安區法律顧問處是當年上海成立比較早的區法律顧問處，有一批著名的老律師，尤其是有張志洪、霍德良、茹吉甫及陶云寶老師等4位五十年代的老律師，他們在上海律師發展的過程中很有影響力。請陶老師回憶一下當時艱辛的創業過程。

陶云寶：上世紀五十年代我26歲時，與戴漢民、茹吉甫從江寧區法院調到上海市第三法律顧問處，楊志鰲是從西郊法院調過來的。張志洪在第六法律顧問處，后來第六法律顧問處和我們第三法律顧問處合并，所以我倆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很熟悉的老同事了。五十年代后期，法律顧問處撤銷，我回到江寧區法院。張志洪分配到淮北煤礦，當政策允許調回時，他先到了靜安檢察院，再從那兒調過來組建區法律顧問處。

上世紀五十年代，律師主要負責辦刑事、民事案子，給法院復查的案子代寫訴狀等，法律顧問業務比較少。律師可以去全市的法院出庭，沒有限制。

1958年各個單位大煉鋼鐵，普陀區法院有一個刑事案子，被告人是一個理發師。有位女顧客經常到他的理發店理發，兩人勾勾搭搭，女的帶理發師去她家里，并讓自己的丈夫來捉奸。理發師屬于上當受騙，但檢察院對這個案子沒有正確處理，結果被害人成了被告人。我接手這個案子之后，看了材料，又到被告人所在里弄進行調查，鄰居們都反映這個理發師很老實，甚至有點傻頭傻腦，怎么會去調戲女顧客？被告人見到律師時大叫冤枉。在開庭之前，我就向法院提出來，說這個案子事實上有問題，建議法院進一步調查。法院非常重視，馬上就去調查了，結論果然如我所見所聞。這個案子被撤，充分說明律師起了很大作用。有位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律協研究組工作、后來擔任區法院院長的老同事就總結過關于該案的材料。

在江寧區法院工作期間，我對參加復查冤假錯案工作時的一個案件記憶猶新。六十年代“文革”之前，我參加了上海高院組織的11人參加的復查組，組員帶了自己區里的申訴案件去青海復查。當事人有的還被關押，有的已經刑滿留場。我負責的案件中有一個年輕的當事人，曾在一個小電鍍廠任工會主席和團支部書記。1956年政治運動期間，他寫了張大字報，引用了他看過的戲劇里的一段唱詞，內容是：做官莫做小，做小最苦惱。這個青年是工會主席、團支部書記，經常要出去開會。而他出去開會要坐車，得自己買票乘車，回單位往往錯過了吃飯時間，只能吃冷飯。他就借此發牢騷，自己還在唱詞后加了幾句，即“做官莫做小，做小最苦惱，吃冷飯，貼車錢，想想真苦惱”。 青年所說的情況是客觀事實，并沒有什么惡毒之意。但在那個年代，青年就被當作反黨反社會分子，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刑滿之后就留在那里了。我去復查時了解到，他的定罪依據就是一張大字報。我認為這件事情至多屬于青年發發牢騷，思想落后，當時不應該判刑，所以是很明顯的冤假錯案。

我回上海找他的家屬了解情況，仔細整理材料，向法院領導作了匯報，沒多久當事人就獲得平反。他先是回到家鄉常州，因老家沒有房屋和土地，又到上海來找我幫忙想辦法。他原來單位已經合并，我就出面寫了介紹信到其合并后的新單位，告知該案已經由法院平反，請單位幫助解決遺留問題。單位領導很配合，過幾天即回復法院，廠里決定留用該當事人。工作被安排好，戶口回到上海，還能與家屬團聚，就這樣，該當事人的問題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上世紀八十年代律師歸隊的時候，我從靜安區法院調到靜安區司法局下轄的區法律顧問處。

靜安區法律顧問處是在1981年下半年開始籌備的。一開始，我們在區政府大樓一個10多平方米的房間里和剛剛設立的區司法局一起辦公。那時人比較少，張志洪從1981年籌建時就在此任職，他是第一任主任。

1981年時，《民主與法制》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要成立法律顧問處，當過律師的人要歸隊。檢察院的同志知道我當過律師，見面時便問我是否準備歸隊，我當即回答不想歸隊。一方面，我已經是科級審判員了，組織上又準備提拔我；另一方面，我也有顧慮，不太愿意走。1982年，領導通知我“調令來了”，成立區司法局、新設法律顧問處急需用人，不走不行。我考慮再三，于1982年6月初正式歸隊到靜安區法律顧問處當律師。

到法律顧問處時，辦公室已經搬到了康定路一幢假三層的老房子里，這座房子的前身是公安局車輛管理所，為了律師發展業務，司法局局長與車輛管理所進行協調，律師事務所從區政府大樓里的那間小房間搬到此地。后來車輛管理所搬到浦東，整幢房子就交律師事務所使用了，可見區里是很支持律師工作的。 

當時法律顧問處僅有的三個人從檢察院、法院、公安局調來。以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里，我與張志洪搭檔，擔任事務所副主任。

霍德良律師五十年代從老江寧區法院調到第三法律顧問處，我們在一起當律師。八十年代律師制度恢復重建時，他從街道集體所有制單位直接調到法律顧問處，時間上比我稍晚些。因為編制不一樣，這個調動過程很不容易。

上世紀八十年代，除了刑民事案件，又增加了經濟案件。我印象較深的是1986年到福建去辦的一件刑事案件，這個案子影響很大，牽涉到改革開放前期的一些問題，很多方面法律都沒有明確規定。該案牽涉到縣委書記、地區專員、經委主任、法院及一些商人，被告人有20多人，辯護律師也有26個。我們的當事人是一個大工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被指控走私罪、投機倒把罪，是主要被告。

當地律師不太敢講話，當事人家屬就到上海來請律師。很多律師一看起訴書，覺得此案很嚴重，涉案金額上億元，不好辯，都不愿接受。后來家屬通過熟人輾轉找到我們律所，我們就受理了該案。

我們拿著介紹信，與當地司法局取得聯系，被告知“這個案子是中央幾個副總理都看過、都有指示的”，要我們重視。要閱的卷總共有幾十本，牽涉到被告人的也有好幾本材料。看了材料，我們感覺其中有些內容不太對頭。這家大廠主要生產蘑菇罐頭，外貿系統每年的訂單，只占總產量的一部分。近兩年福建蘑菇大豐收，工廠生產了六千多噸罐頭，但是外貿系統只收購了兩千多噸，剩下的就賣給一些商人。有些商人把收購的蘑菇罐頭出口，涉嫌走私。另外還被指控將不合格的產品賣給別人，而事實是，香港等地都已經通過檢驗、確認產品合格了。我們的律師進行了現場調查，發現只有極少一部分不合格且屬出口不合格，但在國內消費是可以的。而買賣合同的對方是國內商人，產品所有權的轉變、結算都是在國內，不是到國外結算的，怎么能說勾結國內商人出口走私呢？他人走私，怎么可以追究生產商呢？于是，我們決定對投機倒把罪、走私罪的指控作無罪辯護。

法院同意了我們的辯護觀點，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定該廠長無罪。后檢察院抗訴，最后案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復查下來的結論是維持原判。

這個案子歷時一年多，對福建的改革開放方面是有較大震動的。結案以后，當地律協會長盛贊我們的律師辯護詞，還把辯護詞拿到事務所去學習。上海市司法局領導到北京開會時，福建省司法廳廳長向她提起我們辦的案子，說上海律師水平非常高。

還有這樣一個案例：

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家毛紡廠把生產的毛料賣給服裝廠，服裝廠生產西裝。當時，國家對毛料生產有特殊規定，即控制產量，工廠間自由買賣多余產品，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檢察院傳喚了將多生產的毛料賣給其他工廠的毛紡廠廠長和供銷人員。當事人被放出來后心里不服，到律所咨詢。我們接受委托，專門去查了相關規定，發現文件允許該毛紡廠賣掉一定數量的多余產品，而檢察院卻理解為國家規定絕對不能自由買賣。我們將調查結果告訴了檢察院，認為該案應當平反糾錯，檢察院的承辦人員受到了檢察長的批評。

我們靜安律師事務所剛開始時律師比較少，為了適應律師業務發展的需要，逐漸采取以老帶新、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培養了不少青年律師。1983年，從復旦分校、華東政法等高校相繼分配來了一些畢業生，我們還把一些表現好的實習生留下來繼續培養。承前啟后，律師隊伍得以不斷發展壯大。

在執業的最后階段，有個案件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當時，我接手了一個有關房屋動遷糾紛的案件，發現當初動遷時，街道在處理案件糾紛上確實有些問題。當事人是一個支援新疆的女青年，十幾歲就到新疆工作。后來回到上海，和她父母一起居住在西康路。動遷的時候，當事人考慮到自己還有兩個女兒，幾個人加起來算，與街道分配的房子在面積計算上有出入，她認為不公，不愿意搬。有關部門沒有很好地做工作便采取斷水、斷電等措施，影響很不好。當事人告到法院，聘請我當代理人。面對這種情況，政策規定得很清楚，房屋面積應該按照人數考慮。開始，法院接受我提的意見，認為應該更好地照顧支疆人員，不要卡得太緊。第二次開庭時，辦案人員偏向于街道、動遷公司一邊，我很生氣。從此我就不再辦案了。

現在我身體還可以，除了參加每年上海律協組織的大型活動外，還一年兩次參加上海律協組織的老律師分組活動，和其他老律師在一起交流。

采訪人：靜安最早的律師及其辦公室都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我倆還能夠脫口而出“康定路833號”，不僅是因為該處作為事務所辦公地延續時間久遠，還由于在當年的初創階段里，我們給事務所發通知、寄材料，都是一筆一劃，手書信封，所以印象就格外深。當時我們對各區縣最早成立的律師事務所的地址、電話幾乎都能背出來，不是特異功能，而是日積月累，用心使然。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老律師陶云寶及同時代的老律師們思想覺悟很高，雖然有歷史的陰影、沉浮的教訓，在黨的安排、人民群眾的需要面前，最終還是服從大局，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八十年代撥亂反正時期的法制建設中去。

陶老師給我們的印象是穩重、和藹，在業務層面則是扎實、勤懇。我們對陶老師提到的另外幾位老前輩也很熟悉：戴漢民老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律師恢復重建時期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的第一任主任、黨總支書記，德高望重；張志洪老師主掌律師事務所期間業績出色，退休后又擔任了上海律協老律師工作小組成員，繼續為整個律師事業出力；霍德良老師身材挺拔，風趣幽默；茹吉甫老師談笑風生，平易近人。

60年前，陶老師在律師工作中嶄露頭角，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今天，87歲高齡的陶老師精神還是那么好，給我們講述的故事都是他親身所辦案件：五十年代據理力爭，涉嫌流氓強奸的刑案被撤銷；六十年代復查申訴案件，使當事人冤案得以昭雪；八十年代在福建成功辦理了有影響的大案，展示了上海律師高超的業務水平；九十年代幫助檢察院糾正錯案，展現了法律人職業共同體的精神風貌……生動反映了不同時期充滿時代特征的社會背景和法治環境。陶老師在辦案中認真閱卷，仔細調查，使法律得到正確實施，當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尤其是給予當事人人文關懷和有效幫助，可謂感人至深，值得年輕律師學習。

最后對已故去的老律師戴漢民、楊志鰲、霍德良、茹吉甫一并深表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