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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動態

律師會見權必須從司法救濟突破

    日期:2008-07-18     作者:傅達林    閱讀:4,603次
    北京律師程海按照新律師法請求會見刑事案件當事人遭拒后,以“行政機關不履行職責”為由將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該案本將于7月18日在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但當記者日前向法院求證時,卻被告知該案有變數,將面臨被直接駁回起訴的命運。
新律師法實施后的國內首例律師要求會見權的行政訴訟案件,或將面臨“流產”。(7月17日《法制日報》)

西方法諺有云:有權利必有救濟。缺乏救濟途徑的權利,對權利者而言猶如“畫餅充饑”,即便立法預設的再美好,也終歸難以落實為生活中的“權利果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關注立法書面上為人們設定了什么權利,更需要關注實踐中國家為這些權利提供了哪些救濟機制。

今年6月1日,被譽為劍指律師執業“三難”的新律師法正式實施,新法第33條關于“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的規定尤為受人關注。但是,立法上對律師會見權的確認并不能當然地改變實踐中律師會見面臨的困境,刑事執法者的傳統思維和現行法律規定的沖突,都給新律師法的實施造成障礙。辯護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維權的同時,首先面臨著為自己維權的窘境。

從報道的情況來看,法院的說法其實并非毫無根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這項規定源于這樣一個原理:作為“民告官”的行政訴訟僅限于針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而不涉及同一主體的刑事執法行為。在我國,公安機關既是行政執法主體,同時也是刑事案件的偵查主體,對其在刑事案件中的執法行為,一般排除在行政訴訟之外。而此案中起訴針對的就是公安機關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行為,故而法院認為不屬于受案范圍。如果這樣,所有律師會見權在行使中遭公安機關拒絕時,都將因為受案范圍的限制而陷入無緣獲得司法救濟的瓶頸當中,新律師法第33條也就失去了實際的價值。

不可否認,導致對律師會見權的侵害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律師法與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沖突。實踐中,辯護律師援引旨在保護其執業權利的律師法主張會見權,而公安機關則習慣于援引旨在保障其偵查行為的刑事訴訟法去限制律師會見權。雖然在法理上,對于同一位階法律相沖突的情況可以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效力理論解決,但我國刑事訴訟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屬于基本法,而律師法則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屬一般法。這樣,作為上位法的刑訴法就會讓律師法新增的律師執業權利落空。所以從根本上說,律師會見權的沖突有待于立法機關進行調適,即需要通過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來解決。

但是,問題顯然并非如此簡單。我們不妨設想,如果刑訴法修改后與律師法保持一致,而律師的會見權依然被偵查機關刻意侵犯,律師該如何尋求救濟?能夠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嗎?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這樣的起訴仍然面臨“受案范圍”的訴訟瓶頸。即便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其司法解釋,公安機關的行為也難以定性為行政行為,而只要此類限制律師會見權的行為不是行政行為,就自然難以叩開“民告官”的訴訟大門。

由此不難看出,律師執業權利實際上整體面臨著缺乏司法救濟的困境,立法雖然肯定了律師的諸多權利,但在整部律師法中除了明確律師違法執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外,并沒有為律師權利受侵害后提供具體的救濟機制,這才是律師法的最大“死穴”,也是國家律師制度的最致命的缺陷。律師的執業權利就是公民權利的延伸,一旦律師權利受侵犯而無法尋求到司法救濟,那也就意味著國家為保障公民權利提供的屏障上開了個“豁口”。豁口一開,整個權利大廈就有塌陷的危險。所以說,首例律師要求會見權案的訴訟困境帶給我們最大的警示,就是必須從國家制度層面突破律師權利的司法救濟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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