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記者昨天深度報道了云南省李昌奎案,接受采訪的云南高院某官員稱,李案改判死緩,“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上下文聯系起來看,此官員所指稱的“標桿”,指的是“未來法治之標桿”、“廢除死刑之標桿”、“頂住輿論壓力之標桿”。聽起來道理爆棚,實則不然矣。
從法的傳統來觀察,我國的法律本屬成文法系范疇,其精義在于“嚴格適用紙面上的法律”,嚴格遵從法律效力體系中的等級定律,而政策、指導意見等斷不可凌駕于上位法律,法官的“變法”空間幾乎為零,司法解釋只是 “輔法”而非“立法”。這種傳統,與判例法體系下“法官造法”截然不同。
在成文法傳統下,嚴格地、一體地遵從法律規定,才能樹立堅實的法律權威。作為刑事法律體系中效力最高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清楚規定了,云南省這一涉及兩命及殘殺無辜嬰幼兒的暴力刑事惡案,只能是死刑。沒有一條《刑法》規定,犯有故意殺人罪的,只要自首就可以不判死刑,只要構成鄰里關系就可以不適用死刑。云南高院僅以自首這一情節就直接改判,這顯然是“誤讀”中國的成文法精神,“誤讀”中國法律效力體系的不可逾越性。
李案的現實是,實體法的《刑法》中依然規定了死刑,就得“法事法辦”,不“法事法辦”,那還要法官、法律干嘛?盡管我們多數人都可能是廢除死刑的倡導者、支持者、同情者,但在立法機構沒有修法之前,司法機構決不可以不顧法律之規定,行自我設定的價值之能事,坐視法律權威受到破壞。
現行刑罰輕重連續性的缺乏,也是造成“改判”兩重天的原因所在。從法律意義上說,司法改判,理應只是向“次輕”或“次重”的下級刑罰移動。中國現行法律沒有“終身監禁刑”,或超過40年以上的“長期監禁刑”,一些“死緩”往往最后演變為坐12年牢就可能會放出來的“較短期監禁刑”。這樣的預期,造成了兩種相鄰刑罰的巨大剪刀差,這也是一部分人“被迫”支持死刑的原因所在。
除了刑法法律的實體法之外,程序法也是導致“高院目中無人”的原因之一。當前“兩審終審”制下,雖然有死刑復核這樣一個附加程序,但二審一旦改判,另一方連個上訴抗爭的機會都沒有了。即使還有“抗訴”糾正機制,但這一糾偏機制的啟動是建立在案外的新證據之上,有嚴格的限制條件。李案中云南高院沒有發回重審,而是直接改判,案件當事方想求得法律救濟的機會都被封死了。從這些意義上說,云南高院官員所稱的“標桿”真的是無從成立,即便苦等一百年,也不會成為“標桿”。 (和靜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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