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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詳解3類有影響案件 稱可推進法治進程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1-11-09 閱讀：3,426次
專家詳解3類有影響案件 稱可推進法治進程
對話人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 吳革
《法制日報》記者 王芳
對話動機
近段時間,“廣東小悅悅事件”等案件、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也引發人們對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的探討。有業內人士認為,此類影響力較大的案件,有可能推動法律的完善及我國的法治進程。
有較大影響的案件將如何推進法治進程?法制網與全國律協合辦的“影響力?中國律師系列訪談”本期邀請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中國法學會案例研究專業委員會會長吳革展開對話。
□對話
“影響性訴訟”可推進法治進程
記者:針對一些關注度非常高的案件,您曾經提出了“影響性訴訟”的概念,它的具體涵義是什么?
吳革:它的涵義就是通過有影響的個案推動法治進程。要成為“影響性訴訟”,要求訴訟的影響力來自于公眾的關注程度、來自于案件本身對司法完善、法律完善的價值和作用。
記者:您覺得“影響性訴訟”的現實意義是什么?
吳革:法律真正發揮作用需要執法機關、群眾、律師通過個案推動它、測試它,去激活晦澀的法條。從這個角度來講,“影響性訴訟”的意義,就是在于使個案成為促進法制統一、發現法律價值、檢驗立法過程、表達群體利益、進行普法宣傳的契機。
比如說過去的普法主要是以宣講法律知識為主,但是群眾看不懂法律條文怎么辦?通過生動鮮活的案例讓群眾很快掌握其中蘊含的法律原則、法律規范,這樣很容易起到普法的作用,這個過程是最生動、最直接的。
記者:您覺得今年以來有哪些典型的“影響性訴訟”,大概可以分成幾類?
吳革:今年以來,有3類案件引起了廣泛關注。第一類是公德或公信力缺失類的案件,比如“廣東小悅悅事件”、“郭美美事件”。第二類是死刑案件,比如“李昌奎案”、“藥家鑫案”。第三類是公民自由被剝奪形成的奴役案,如“洛陽性奴案”、“河北磚窯奴役案”。
記者:針對“廣東小悅悅事件”,有人提出應該立法懲治見死不救,您覺得立法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吳革:我個人認為如果立法來確定見死不救的責任,事實上是一個悲哀。現在的立法已經很多了,立法之后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實施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通過“小悅悅事件”能把每個公民、每個人內心的良知呼喚出來才是根本價值。
記者:在您歸納的第二類死刑案件中,李昌奎案引發了許多爭鳴,您認為此案終審判決的意義是什么?
吳革:李昌奎案終審的判決結果是客觀公正的,更重要的是司法對社會輿論的關注是有回應的。在當前的司法環境下,我更傾向于司法要回應輿論。
記者:剛剛您談到奴役類案件,據了解,您曾提出過增設奴役罪,它與我國刑法設立的非法拘禁罪、強迫職工勞動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等有什么區別?
吳革:因為后者存在著主體差異和量刑較輕的問題。比如說強迫職工勞動罪的主體肯定是依法成立的單位,被強迫對象肯定是職工,而奴役的主體可能是任何人,不一定是依法成立的單位,而被奴役的人更不可能是職工,所以強迫職工勞動罪是不能夠涵蓋奴役罪的內涵,只有奴役罪才能涵蓋對人的奴役行為。
記者:您認為奴役罪的量刑標準應該是怎樣的?
吳革:對奴役這種行為應該嚴厲打擊,我覺得應該在5年以上到無期徒刑這個級別才能夠有效制止奴役他人行為的發生。
律師是推進依法行政重要力量
記者:您在介紹“影響性訴訟”時提到,法律真正發揮作用需要執法機關、群眾、律師去推動。但是,目前很多人認為律師是利益至上的職業,很少提及律師在推進法治進程中的作用。
吳革:的確,現在有人說律師是給錢才服務。其實律師收費服務無可厚非,因為他也要生存。但我覺得這種定義并不是律師職業的全部。我認為,對于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來說,律師應該分成3部分,即社會律師、政府律師和公益律師。社會律師為收費委托的當事人服務。這是傳統意義上的律師。第二種就是公益律師。這些律師維護的當事人并不是某一個特定當事人,而是不特定的當事人,但是通過對某一權益的保護讓不同群體的當事人都受益。第三種就是政府律師。政府要依法行政才能更好地維護老百姓利益,而政府要依法行政就需要借助律師的專業知識。無論是行政法律法規的出臺,還是行政措施的推行,都應該有法律專業人員為政府進行法律上的論證,讓政府在法律軌道上依法行政。可以說,想要推進依法行政,就亟待建立一支專業的“政府律師”隊伍。
記者:您覺得是否有必要完善律師法對律師的定義?
吳革:律師法中對律師法律職能的定義有些失衡,實際上說的都是社會律師,比如規定了怎么收費賺錢等,其中并沒有規定政府律師和公益律師的內容,使公眾產生律師專為有錢人服務的印象。如果律師法能明確三者共同構成律師在法治功能上的擔當,使3種類型的律師都豐滿起來,那么律師職業在法治上的擔當才比較均衡。這樣律師才能為政府、為困難群體、為普通民眾所信賴,才能夠走的更遠。
“三大問題”制約公益訴訟發展
記者:剛剛您提到了公益律師,您覺得公益訴訟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吳革:公益訴訟在我國剛剛興起,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和障礙:第一是“原告資格”瓶頸仍然存在。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如果是不特定當事人,法院可能不受理這樣的案件,這表明公益訴訟制度的不完善。第二是資金問題。公益訴訟的費用從哪來?怎樣讓社會的公益組織或者有關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從資金上提供支持也是個大問題。第三是執法和司法指導思想問題。公益訴訟往往是新型案件或者是超越傳統的案件,法院受理起來也比較難,往往缺乏對訴訟背后深層次問題的考量。可以說,對公益訴訟來說,沒有制度支持,光有公益心是遠遠不夠的。
記者:您剛才提到公益訴訟資金問題,那么公益訴訟律師是否存在成本或生存問題?
吳革:訴訟是有成本的,首先要有經濟上的保障,如財政撥款。現在的法律援助制度,實行的就是公益訴訟職能,也是由國家撥款來解決的。除了政府撥款之外,還有社會團體或組織的資助,如婦聯、殘聯等。這些資助是為了保證案件順利進行必要的開支,不可能因此盈利。還有一種轉移支付制度,公益律師代表受害民眾進行公益訴訟勝訴后,敗訴方除了賠償民眾的損失外,還要支付訴訟費和律師費,在經濟上可以保證公益律師的生存空間。
記者:有人說,公益訴訟還處于法律的空白地帶,您覺得如何從法律上推進公益訴訟?
吳革:近幾年來,公民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出現了許多為了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情況。但是,結果往往是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鮮有勝訴。因為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從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排除了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所以,即使違法行政行為引起了公益損害也不能通過訴訟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通過法律的修改來保證公益訴訟得以實現,也使公民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能夠落實。同時,更主要的是期待政府部門有所作為,對法律援助、公益訴訟提供大力支持。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