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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對法律服務業的影響

2013年第11期    作者:俞衛鋒 黃 文 史建三 盛雷鳴    閱讀 13,608 次

本期主持：  俞衛鋒 上海市通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嘉        賓：  黃    文 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副秘書長

                    史建三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盛雷鳴 全國律協副會長 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

文字整理：  許    倩

 

　　俞衛鋒：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區”）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掛牌，標志著自貿區試點正式啟動。根據實施方案，中國律師事務所與外國律師事務所業務合作方式是自貿區需要探討的一個領域。今天我們主要討論兩個話題，第一，自貿區試點對我國現行法律制度有何影響；第二，自貿區對中國法律服務業有何影響，中國律師如何應對。我們今天請到的三位嘉賓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史建三教授、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秘書長黃文和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盛雷鳴。史老師曾聯合創辦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近年來在上海社科院從事法律服務業研究。自貿區概念伊始，史老師就協助市律協開展自貿區專業研究，也為法律服務業如何支持自貿區建設向相關部門提了很多建議。黃文先生一直關注法律服務業的發展，身為上海市政協常委，他為律師如何服務保障自貿區建設奔走吶喊。第三位嘉賓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盛雷鳴，作為上海律師的代表，他高度關注上海自貿區為上海乃至全國律師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今天我們圍繞自貿區這個主題談談各自的感想與感悟，先請史老師。

          

 法治思維下的自貿區更有法制保障

　　史建三：上海早就有建立自貿區的設想，在1990年浦東改革開放設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時，就想叫自由貿易區，但是因為剛剛改革開放，各方面條件還不具備，故對外英文用的是“FREE TRADE ZONE”，中文叫保稅區。當時在做浦東新區整體戰略發展規劃中，分成四個功能區，其中保稅區的發展目標就是要建立自由貿易區。為規范保稅區的管理，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辦法》，根據《辦法》設立保稅區管委會和開發公司，管委會負責行政管理，開發公司搞保稅區的土地規劃、開發、房屋建造、出售、租賃等。在全國15個保稅區中，上海保稅區在國際貿易、港口吞吐、稅收等占比都非常大，最先有條件往自由貿易區發展，在這樣背景下，上海希望將保稅區升格為自由貿易區。當時上海市人大財經委主任（原市政府副秘書長）牽頭，與上海市法制辦浦東新區管委會共同商定成立制定地方性法規《上海自由貿易區條例》的前期調研組，對世界上主要自由貿易區進行考察，對國內15個保稅區進行調研，看看他們有什么好的成功經驗和規范做法。在此基礎上研究上海如何通過地方立法，推動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化。通過大量考察，對世界自由貿易區基本概念、特點、主要功能以及法律法規、行政管理體制都有歸納整理和系統思考。在此基礎上，開始起草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條例，這是上海的起步。

　　原來的設想很好，但由于是地方啟動，不是國家層面啟動，盡管考察的時候叫了國務院特區辦的一個司長和海關總署一個負責保稅區監管的處長，希望能推動這個事情。上海雖然提了很多大膽的開放的設想，但是因為要在地方法規上制定，需要和中央相關部委溝通，和國務院特區辦、海關總署、當時的外經貿委、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等一系列部門協調，結果真正要突破很難。在當時這樣一個背景下，沒有上面的指令，地方就想突破，不是那么簡單的。所以最后出臺了一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條例》，《條例》在開放方面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如果沒有頂層思考、頂層設計，地方推動很難。這次自貿區的設立，給我的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了。這次是中央的頂層思考和頂層設計，而且是基于我們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形勢，尤其是中國要加入環太平洋TPP談判，在這樣的背景下，有頂層推動，事情就容易多了，和90年代的推動力完全不一樣，這次推動力度很大。上海原來訂立保稅區條例，一方面要和中央打交道，作為保稅區管委會還希望能解決上海的事權問題，就是事權統一，要精簡、高效、管理便捷，所有審批是不是能一個窗口，一站式解決。這次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推動方面，力度比原來加強很多，從這個角度來講，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我看到了很多希望，期盼有更大的改革力度、更寬松的環境。原來講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上海范圍內能做到，行政管理體制這方面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推，北京和中央是國務院在推。

　　從法律意識、法律觀念和十八大法治思維角度來講，這又是中央的一大進步，原來我們的推動從來沒有考慮到從中央的法律層面上停止執行一部分法律，當時是沒有這種法律思維和法制意識的，這次是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建議停止三個法律，從上到下觀念都變化了，運用法制的思維、法治方法來解決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等。先是國務院建議，人大通過程序討論，在28.78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停止實施這些法律，改革試點就有法律依據了。隨后上海同樣如此，上海不單單涉及到三個法律，為了貫徹施行國家法律，還制定了很多配套性的地方性法規，從這些角度可以看到上海自貿區未來的改革開放很有希望，一個是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而且把上海自貿區推動作為頭等大事；第二點，這次運用了法治思維，法治思考，所有東西都要有法律依據，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事自貿區的改革開放建設，將來會更有法制保障。

　　

        政府改變“權本位”  律師更應有擔當

　　俞衛鋒：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體現在這次自貿區方案從提議到實施各個環節。企業界較多還是關心市場準入、市場開放，作為法律從業人士，我們可能更關注制度建設和程序完善。根據自貿區實施方案，涉及法律專業服務，文字表述是積極探索中國律師事務所和境外(含港澳臺地區)律師事務所業務合作的方式和機制。盛會長作為上海律師的代表，可否談談你的看法。

　　盛雷鳴：自貿區作為新事物，在社會上非常熱，這段時間我和史建三老師一起去相關部門做調研，也仔細閱讀了相關文章和報道，逐步對此有了清晰的認識。在我看來，所謂自由貿易區，顧名思義，就是讓貿易更自由。當然，自由不等于不受約束和監管，這種自由是指對其行政審查的程序更簡化、便利和快捷，其所受到的政府管制更少，一切均在更可預見、更為透明和更加穩定的法律規則之下運行。

　　這次上海自貿區的成立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政府的“權本位”觀念改變了。比如，以往政府想要作出一個決定或采取一個措施，往往會以《決定》或《通知》等方式直接進行實施，而這次成立上海自貿區卻先由立法機構全國人大授權，再由國務院具體實施。這本身就說明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再比如，在自貿區內設立企業，政府工商行政機關改審核為備案，只要設立企業的申報材料符合法律的規定，登記機關就必須放行，一切依法行事，行政機關在其中并無多少左右的空間，行政管理模式發生根本性轉變，政府少管，由制度來管，由社會來監管，政府真正實現向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轉變，這對政府習慣性思維和做法的沖擊很大，對改變政府職能和觀念意義非凡。

　　上面所講到的政府職能和觀念的轉變，對律師業來說絕對是個機會。因為，任何一個社會和市場都是需要管理和監督才能維系良好的秩序的，而在這個管理和監督過程中，如果政府往后退了，那么法律法規就一定要往前沖。而法律法規一旦被放到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那么作為法律工作者的律師就必須要擔當起更為重要的責任，處理更多的法律事務，這對于律師來說就是法律服務市場的拓展。在我看來，上海自貿區最大的意義就在于沖擊和改變現行的政府職能和觀念，也正因為這一點，所以可以想象和理解上海自貿區在籌備之初乃至運營過程中一定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強大阻力。而這種沖擊和改變一旦成功并得以推廣到全國更多的地區，那么其意義將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講到這里，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有些專家把這次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意義上升到“以更加開放來倒逼改革”。我們應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海自貿區的建設一定會取得成功，其成功經驗也一定會被復制和推廣到更多地區，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把接下來我們律師業大發展的機會就局限于上海自貿區，上海自貿區只是一個開始，一旦這種觀念的改變遍及全國更多地區，法律服務的需求也就會在更多地區驟增，正所謂法制環境決定了對律師服務的需求。上海市政府參事王新奎講過一句話讓我豁然開朗，他說：中央要求上海自貿區形成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和模式，這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和模式主要就是指法律法規的機制和模式。在我看來，這套經驗和模式一旦被復制和推廣，那么我們整個國家律師服務業的春天也就到來了。

　　   

行業開放令人期待  中外合作前景寬廣

　　俞衛鋒：所以盛會長你覺得自貿區給法律服務業帶來了機遇，因為社會法律意識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觀念深入，對律師而言就是執業環境的改善。在自貿區實施方案提到的積極探索中外事務所業務合作方式和制度方面您有何考慮？

　　盛雷鳴：中國事務所與外資所之間可以加強有關自由貿易區法律服務經驗的交流，中國律師特別要多向美國、日本等熟悉這方面規則的同行學習，畢竟這對于我們中國律師來說還是個新鮮事物。

　　俞衛鋒：我今天既是主持人，也是發言人。所以我也來講兩句。對于自貿區試點，外界尤其是境外律師事務所對自貿區還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其核心問題是中國法律服務業會不會開放。我個人認為法律服務業比較特殊，跟其它服務貿易、產品貿易不一樣，它并沒有區域性或全球通行的標準，因為法律服務所依據的是一個國家所特有的法律。從這個角度，外國事務所先進技能經驗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事務所的發展經驗和管理經驗，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另一部分是律師本身的執業技能和技巧，因為各個法域法律不同，這部分不能簡單地學習或引進，需要的是理解世界一流事務所的律師執業方式，如參照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或中外合作企業，企業可以設立獨立的子公司，而律師事務所由于組織結構的特殊性，按照現行《律師法》的規定，不可能去設立一個子事務所。

　　關于行業開放，舉中國汽車業的例子。當初我們希望“市場換技術”，現在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但核心技術還是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市場是開放了，但核心技術并沒有換來，也就是說市場的開放，并不一定必然帶來技術的引進、人才的流入。縱觀全世界經濟發展，先發展的國家掌握經濟主導權，同時又是規則的制定者，我們要學習的是如何制定規則、如何擴大規則的適用范圍。日本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經濟總量長時間處于世界第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其經濟高歌猛進、日本公司全球擴張，但其法律服務業并沒有像英國、美國一樣走出日本走向世界，為什么，就因為日本不是規則制定者，對日本之外的法域沒有影響力。

　　史老師您既是學者又是律師，您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能否站在行業之外看看這個問題？

　　史建三：我在想能不能在“試驗”這兩個字上做文章，如果貿易區開放了，從對等原則角度，業務也要開放，一旦有試驗兩個字，究竟操作不操作還不清楚，只是在28.78平方公里先做些試驗，利用“試驗”兩個字能不能推動司法部在這個領域測試一下，這不是一個全面的政策定向，能不能在這方面有所推動。這次涉及到開放里面有很多業務對中國律師來說是高精尖或從未遇到過，但部分外國律師對自由貿易比較悉，包括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從這里可以衍生出很多金融產品，凡是有金融產品的，一定有它的規則、法律服務。我們需要借助成熟發達國家的資源來推動自由貿易區里面相關業務的開展和規范。從這個角度司法部能不能在這個小范圍內先開個口子進行試驗，如果不合適就取消，如果試行效果好，說明政策是對的，對整個國家是有利的。

　　盛雷鳴：我個人認為，與會計師行業相比，我們律師業適度保護做得很成功。律師這個行業如果在我國加入WTO之初像會計師行業一樣一下子全放開，也許會嚴重影響本土律師業的發展。

　　俞衛鋒：如果說中國法律服務業開放，我認為可以考慮允許外國人參加中國司法考試，經審核可以取得律師執業資格。但如果要設立事務所，還是要根據司法部相關規定，當然這會涉及律師法的修改。在自貿區法律服務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但基礎肯定是中國法律。

　　黃文：我以律師行業局外人的眼光來看，自貿區的運行對于中、外律師開展業務會有個積極作用，就是促進彼此間的緊密合作。舉例來說，自貿區很多事項將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比如，三部外資法律暫停施行而引發配套法律法規的施行需要調整，以及未來可能不斷出現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的新情況，就必然要尋找新的法律途徑加以協調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有中國法律知識，而且還需要中國文化背景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處理事務思維方式，這樣才能會解讀清楚自貿區涉法事務問題所在，才能提出處理實質性問題或程序性問題的恰當、可行的法律方案。所以即使外國律所接到此類非訴案件，也必然要尋求國內律所提供協助。從另一方面看，中國律所也確實需要與有具有特殊專業知識的外國律所加強合作，從我們上海貿仲處理的涉外案件，特別是雙方均為外國當事人的案件來看，適用外國法律解決爭議對于絕大多數的國內律師而言，可能就是個短板，需要外國律所密切配合，由其提供法律文件、解讀法律條款、提供法律意見。更主要的是我現在看到很多自貿區里所要推進或試驗的業務，比如說離岸貿易、離岸金融、金融衍生品，外國律師在海外已經提供過法律服務，已積累了經驗，學習、借鑒其知識，有益于自身服務品質的提高。所以自貿區的運行一定會促進中外律師事務所的合作。

　　俞衛鋒：這個就是規則制定權、話語主導權的問題。如果中國律師可以在規則的制定、在制度建設法律制定方面實質性參與，那么中國律師也可以去解釋規則、運用規則。

　　我們知道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于10月22日在自貿區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仲裁院，我們請黃文副秘書長從仲裁機構的角度談談對自貿區的理解，以及上海貿仲在自貿區設立仲裁機構的想法和做法。比如設立于自貿區的仲裁機構準備如何運作？自貿區里一些先行先試的業務，比如期貨貿易、倉庫交割、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預計這些領域的糾紛也會增多，想問黃秘書長自貿區的仲裁業務和區外的仲裁業務有何區別？比如說受理范圍、裁決方式等。

　　黃文：講到糾紛解決，除當事人對律師代理訴訟或仲裁有要求外，爭議解決機構的法律保障也將會成為自貿區法治的重大實踐性內容，上海貿仲對此是有著前瞻性的思考。在國家提出自貿區這一概念時，我們就在醞釀怎樣為涉自貿區業務保駕護航，怎樣營造好自貿區良好的法律服務環境，特別是考慮到自貿區內今后很多管理模式和商務可能和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法律、法規需要調整、改變，當然國務院提請人大授權其暫停施行部分法律的相關規定已經在做，但一定會影響后續一系列的管理、經營行為。對我們來說，這就要改變原來傳統的商事仲裁的審案思路，或重新審視裁案的法律依據。相對于法院訴訟判決較苛求于法律依據，仲裁則比較靈活，在自貿區現行法律滯后、甚至于與法律相沖突的情況下，我們更多地將依賴法理及法律原則來裁決，這是仲裁一個很明顯的優勢。此外，剛才也講到有一些新型的業務，如金融衍生品、期貨交易，以及今后在自貿區里將著力推進的融資租賃業務，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審案實踐，在法律滯后的情況下，形成了依法理、行業慣常做法及公平理念原則判案的做法，可以起到專業、公正、高效解決特殊商事糾紛的作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仲裁院的揭牌，為涉自貿區商事糾紛提供了便捷的仲裁咨詢、立案、開庭審理等仲裁法律服務，希望能為上海自貿區運行營造良好的法律氛圍。而律師也可以更多地介入商事仲裁業務，拓展服務范圍。

　　俞衛鋒：自貿區的行政管理模式將發生改變，將來可能有政府作為民事主體和企業之間的民事糾紛出現，這個如何解決？

　　黃文：這可能涉及兩種類型糾紛，一是如果政府所為的是一種商務行為而不是行政管理行為，作為平等主體之間的商事合同糾紛可以通過仲裁解決，我們曾經辦理過一些政府機構簽約承諾給予投資方一定的激勵，后因沒有兌現而引發的爭議，像這類與政府行政管理職能有一定關聯，但并不是行政行為的商事契約糾紛可以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第二種是因企業與政府行政管理行為而引發的糾紛，則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通過訴訟解決。

　　盛雷鳴：上海貿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仲裁機構對律師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可以提供給我們律師參與涉自貿區糾紛爭議事務仲裁解決的機會，有參與就有學習，有學習就有提高。

　　

行政放寬  法治趨嚴  法律服務大有可為

　　黃文：在國務院公布的自貿區總體方案中，特別強調自貿區的試驗運行應當法治化。我對此這樣理解，用八個字概括就是行政放寬，法治趨嚴。法治可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政府依法行政，二是企業依法經營，三是法律機構專業服務和法律保障。依法行政大家談得比較多了，我想著重談的是，企業依法經營在自貿區較之以往、較之區外顯得更突出。因為過去投資人設立投資企業時，政府前期批準先把好了關，現在是先照后證，即使像在醫藥、食品、文化等特殊產業投資設立企業也非常容易，但領取營業執照后辦理特別的許可證還需符合種種法律規定的條件，經營過程中也同樣受到監管，而且是法律上更為嚴格的監管，一旦違法、違規就要受到嚴處，這種做法和理念就與國際相接軌。毫無疑問，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政府部門依法行政意識需要進一步增強，企業法律意識需要進一步培育，法律服務機構的服務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梢灶A見，無論是公司設立的法律文件制作，經營中商務合同的擬定，還是發生爭議后的處理，都需要法律服務的協助，這客觀上對于律師、公證、調解、仲裁、訴訟等法律專業服務或法律保障的需求性會大大提高。

　　作為法律人頗感鼓舞的是，現時法律執業和法律保障的外部環境比以前又有了很大改善，在國家層面，國務院提請人大批準暫停施行三部外資法相關條款，在地方層面上海市人大作出了《調整實施本市地方性法規有關規定》，從中可以看到從政府行政首長到下面的政府職能部門依法行政的意識，對自貿區突破法律、地方行政法規、規章規定的涉法事務依照法律規則和法律程序辦理，起到了法治的垂先示范作用。所以我覺得律師在這樣的法治化要求中可以而且應當要發揮更多作用。從現實看，自貿區內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新型業務，采用新的做法，在法律相對滯后的情況下，律師要更多地幫助企業創建一個很好的法律上可行的框架，擬定具體的合同和配套文件，比如金融衍生品業務，非進出口企業與自貿區外企業的商品交易、融資租賃業務、離岸金融、離岸貿易，此外像增值電信、游藝設備國內市場銷售、工程設計、娛樂場所經營等受一定限制的業務，一些當事人不一定了解法律、法規的要求，律師應發揮專業特長，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文件制作、法律評估等的幫助。所以，我非常看好自貿區法律服務量上的擴展和質上的提升，當然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史建三：接下去的問題，就是自貿區的發展對律師服務業的影響。我想一定會產生大量的新型業務。而律師業務的這種變化會對律所管理、律師素質、律師人才培養產生什么影響，從一個大的趨勢判斷，自貿區非常大的一塊就是行政管理往后退了，專業服務往前走了，而且專業服務里面最大一塊就是法治深化和完善，法律專業服務要往前走了，法律意見書、法律風險評估不光是對企業，還有對政府，政府在前置審批逐步退出后，如何還能保證自貿區能夠平穩運營。那就涉及到政府法律專業服務需要進行法律風險評估，而且原來司法部和我們市委市政府辦公廳的兩個文件里很大的一塊我認為就是個很好的契機，就是重大事項的風險評估，里面涉及到很多重大事項，這如果能落到實處，對律師業的發展是很大的一塊。整個建設從頂層設計、宏觀設計、中觀設計再到微觀設計，都需要法律專業服務。實際上我們和盛會長一起到法制辦調研時就談到，現在法制辦搞規章，可以逐步加入我們的一些想法，比如什么環節上需要法律意見書，什么環節需要風險評估，一旦能夠在地方條例插入這規定，變成法定業務，上海律師業務量將會大大增加。自貿區的開展使我們將來律師業務結構發生很大變化，非訴業務量將急速上升，而訴訟業務還是保持平穩發展。非訟業務又談到律所結構問題，我們基本上90%以上的小所還是各自為政、單打獨斗，他們若想分得一杯羹，就要促進事務所管理體制的變更，這個問題一直在談，但是大多數律所還沒覺悟。

        明確是試驗，要么成功，要么就是失敗，失敗的話是在小范圍，只要收回不做就行，成功的話則可復制可推廣，所以在這樣背景下，不妨一試。試到什么程度可以探討，比如說聘用外國律師，但并不意味這外國律所可以聘用中國律師，這樣有利于加快貿易區里金融開放和貿易開放，就是大量新的產品、新的規則、先進的服務，不一定要和事務所合作，聘用律師就行了，避開律所制度上的障礙，我只是給你那么小的范圍內。比如注冊在自貿區范圍內的律師事務所，允許你聘外國律師，反正就是那么小的范圍?；蛘哒f從自貿區的業務角度來說，允許聘外國律師，自貿區里允許開放。比如講貨幣自由兌換、利率市場化、金融租賃、離岸貿易、離岸金融這些內容來進行操作，這個還是不妨一試。

　　我有個體會，就是英美大所為什么會發展那么快，英美所的法律服務的市場份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我原來做過統計，英國將近占了2%，但是大陸法系很少，這是兩個法系之間的差異，這是一部分。第二個原因二戰以后，在國際市場上，對外進行國際投資的主要就是美國、英國，律師是跟著企業走向國際的。中國什么時候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發生倒掛了，那就是中國律師真正走向全球的時候。

　　

積極爭取制定規則的話語權

　　俞衛鋒：究其實質是事務所的市場認可度，你的客戶基礎越大，地域分布范圍越廣，那么你全球的市場份額就越高。但日本是例外，原因是我上面講到的規則話語權缺失。現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已經連續幾年全球第一了，但是這些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案例，中國事務所能夠占到份額是多少，這個我們有深切體會。總體而言，我們律師協會現在也是壓力很大，一方面要盡快提高我們律師的素質，另一方面要加快國際化進程，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史建三：我認為總體環境，英美律師是跟著企業走了，有個先占原則，一旦先占，就筑起了一個門檻，再要進入就比較難。還有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規則的制定者，如國際航運，因為規則都是他們制定的，盡管硬件上上?？赡苁侵行?，但軟件上英國、美國、歐盟是中心，接下來會發生一些變化。WTO的框架貿易體制，中國不是主導，是跟著后面加入世貿，但是將來環太平洋還有其他新的經濟秩序的構建，中國必然會是一個參與者，一旦參與規則的制定，中國的企業又往外走，中國的法律和國際新的秩序結合，這個時候中國律師一定會大有作為。

　　現在要積極參與上海的規則制定，國務院是授權上海來具體操作，就是這些中觀層面、微觀層面規則的制定，律協要多動點腦筋。

　　盛雷鳴：憑心而論，中國的律師業和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同行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律師行業的有些問題是我們行業自身能解決的，比如自己專業技能的提高，結合自貿區來說，我們中國律師必須加強對TPP規則等國際貿易規則的學習和認識。但是，我們這個行業中的有些問題的解決光靠我們行業自身的力量是不夠的，拿美國來做比較，美國在全球除了輸出投資，還輸出觀念、輸出制度，所以美國的律師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適用中比其他國家的律師有更多的話語權；而且由于美國企業對法律保障的重視使美國律師擁有了更大的法律服務市場，并跟隨美國企業一起走向全球，獲得了全球法律服務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更多服務經驗。作為中國律師，我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中國政府和企業法治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我們中國律師今后也一定會有更多機會跟隨著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獲得更多的國際法律服務市場份額，并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擁有更多話語權。也只有這樣，才能實踐出真智，才能使我國律師的國際業務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才能使我國律師的國際競爭力得到快速提高。

　　俞衛鋒：謝謝各位與我們分享你們的想法和意見。就市場準入而言，自貿區為部分產業放開管制提供了試驗基地；就行政管理而言，自貿區是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觀念、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的試驗田；就法治建設而言，自貿區的實踐是其思想體系的試金石和經驗積累的試驗室。我自己理解，自貿區的設立一方面是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一種姿態，另一方面也是國家轉型發展需要。對法律服務業而言，如果政府不再強勢介入經濟領域而更倚重規則，那律師的社會作用將會有大幅度的提升。自貿區對上海律師乃至全中國律師都是一個好的機遇，當然需要我們整個律師行業的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的提高，這是對中國法律服務業長遠的利好，但對目前的律師業務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span>

       （以上內容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