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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時空里永懷進取初心

張復敏律師訪談摘要

2022年第06期    作者:（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1,444 次

采訪時間：2018年7月16日受 訪 人：張復敏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我們借著這個難得的機會，又與張老師見面了。我們知道，張老師作為內蒙古律協副秘書長回到上海時，已經是一位資深律師了，在律師管理與法律業務方面都有很好的研究，常為《上海律師》雜志寫稿。我們還一起去黃山等地參加華東律師業務交流會，印象很深。今天，我們請張老師來回顧一下自己的執業經歷以及感悟。

張復敏：1963年，我從上海市向明中學高中畢業后去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阿勒泰喀納斯湖旁邊的一個農場工作。農場距離烏魯木齊800多公里，中途要換乘幾次汽車，并且至少要乘兩天汽車，再轉乘三天四夜的火車才能到上海，汽車票還要托人購買，路上十分辛苦。1980年，我被調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屬于地級）。從內蒙古到上海，交通方便很多，先花一晚上從烏蘭察布盟到北京，再花一天即可從北京到達上海。我的人事關系先轉到烏蘭察布盟中級法院司法行政科，該科當時負責律師工作；后來成立了烏蘭察布盟司法處，我先在司法處宣教科工作，1981年被調到公證律師科，參與籌建各個旗、縣的公證處和法律顧問處。我們經常到旗、縣去實地辦公，考核公證員、律師。

一段時間后，上級要求我們烏蘭察布盟也要成立法律顧問處，領導就把我從公證律師科調去籌備法律顧問處。我很樂意。因此，我是內蒙古的第一批律師，組織并參加了烏蘭察布盟的律師統考。那個時候還沒有資格證書，就是自治區司法廳下發個文件。我們事務所在籌備建所、物色人員的同時，開始開展刑事辯護業務。1984年，自治區成立律師協會，把我抽調去當副秘書長，我就從原來所在的烏蘭察布盟首府集寧市（現在的烏蘭察布市集寧區）搬到了100多公里外的呼和浩特。

1985年，我帶隊組織各縣司法局局長或公證律師科科長等到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觀摩學習，在上海受到了時任上海律協、上海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負責人的何后、蕢延慶等領導及部分涉外律師的熱情接待。回去后，我們逐步開展律師協會的各項工作，為律師做好服務，組織討論律師業務上遇到的疑難案子，開展律師交流活動。我們還在不同地區成立了律師協會會員活動小組，在基層開展活動。那時內蒙古有不少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律師，律師協會專門組織老律師寫文章，回憶五十年代開展律師工作的一些做法，并匯集成冊。

離開法律顧問處后，我雖然作為兼職律師還在辦案，但與客戶的關系有些疏遠，不利于為當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務；加上看不慣當時一些工作中的不正之風，在1988年內蒙古律協換屆時，經過深思熟慮，我向領導打了報告，提出不再擔任副秘書長，要求回到律師業務的第一線去。經領導批準，我到內蒙古自治區律師事務所擔任主任。后來參評高級職稱時，我被破格評定為二級律師。

1986年召開第一次全國律師代表大會時，我作為內蒙古的律師代表之一參加會議。1988年，全國律協召開理事會，我代自治區司法廳廳長（兼會長）去北京參加會議，在會上巧遇陪同全國律協副會長、上海律協會長韓學章一起參會的李海歌，因此在未調動回滬前，彼此就已有了印象。

關于調回上海一事，我是于1990年開始聯系的。當時人員還不能自由調動，想要有編制，只能靠上海的人才引進制度。但1991年進上海的指標已經沒有了，要等1992年的指標。于是我在1991年就先通過借調回到上海，來到當時的川沙縣。等到1992年有一個進滬指標時，我又被告知不可以造成新的夫妻分居兩地（我太太在內蒙古婦女雜志社當副主編，與我同時申請通過人才引進制度調回上海），必須要等同時有兩個指標時一起調動。這樣，直等到1992年6月，兩個指標都下來了，我和太太才于當年10月正式辦好人才引進入滬手續——我被調到司法局，我太太被調到公安信訪部門工作。

當時，川沙縣已經有兩家律師事務所。因為沒有更多的事業編制，川沙縣進行創新，給了個據說全國絕無僅有的大集體單位編制以及10個大集體人員編制指標，我調過來后就進入了這個大集體編制。我倒覺得無所謂什么編制，因為當時上海的律所已經開始試點合作制、脫離大鍋飯了。在后來合作制改為合伙制的時候，浦東新區司法局將我們這個大集體編制視為了合作制。

當時浦東剛剛開始開發，我向司法局領導提出，因為這兒整個一大片都要開發了，建議到外高橋保稅區、洋涇地區、沿江片區等有大量法律服務需求的地方去設所。司法局完全采納了我的建議。我們的申辰律師事務所就設在沿江片，由我擔任副主任；陳邦理律師則在高橋地區設立了高橋所。那時我們還沒有電腦。1993年，事務所買了一臺四通打字機，再后來才買了電腦。我自己在1995年買了一臺當時最好的486電腦，還沒用Windows系統，用的是DOS系統，不久就又換奔騰電腦了。我開始從頭學起電腦技術，覺得掌握電腦操作、上網這些技能實在是太重要了，日后寫訴狀、做文本、查資料等的效率大大提高。

1993年，川沙縣正式并入浦東新區。我們事務所剛開始是拿較低的檔案工資，后來改為拿提成工資，提成點數從一開始的百分之幾、十幾，到后來逐步增多。從川沙縣到浦東新區，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因為我承接的大部分都是傳統業務，而且從外地剛來上海不久，與上海的律師相比，自覺沒有什么優勢。所以我以小草的姿態，腳踏實地，從頭做起，有什么案子我就辦什么案子，無論是民事還是經濟等類型。

我曾在呼和浩特接待過一位華東政法學院過來的實習生，他回到上海后在工商銀行信貸部工作，了解我曾經擔任過中國銀行內蒙古支行的法律顧問，在得知我回上海后，就邀請我幫助他們銀行辦理房地產抵押貸款項目。1992年，有一家企業批租土地后，希望能申請貸款，繼續獲得資金。于是我和信貸員攜帶相關合同文件，找到上海土地管理局有關部門負責人，要求進行抵押登記，但對方說沒有這種先例。經過研究，有關部門在一個文本上記載了這個項目的主要內容，又在我們合同文本的封面上做了標注，正式蓋章，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這是我在上海承辦的第一個土地使用權抵押登記的案例，可能也是上海第一個土地使用權抵押登記的案例。后來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此類業務多了起來，抵押登記程序也逐步規范。

我在擔任工商銀行浦東分行的法律顧問時，還與信貸部一起試驗了建設項目的浮動抵押方式，效果也很好。一段時間后，我將此類案例整理成文，著重介紹應當設計哪些主要條款、出現問題該如何處置等，并在上海律協的專題研討會上作了交流發言。除了參加上海律協的業務研討會，我也經常參加上海律協的郊區律師工作委員會，到各個區縣走訪交流。

數年后，我離開原來的合作所，加盟了合伙的華曄律師事務所。在前后兩家律師事務所里，我都力主購買辦公房。前一家事務所由律師集資借款，產權人是事務所；后一家事務所則由合伙人共同出資購買，還貸款了一部分。這種模式在事務所解散清算時就比較好操作。由于辦公房是購買的，避免了租金支出的負擔，同時房屋還升值了。

我是半路出家、自學就業，所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在進行業務探索的同時，也積極學習專業知識。我分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職修習了北京政法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和同濟大學法學研究生班的課程，受益非常大。

現在，我注冊在徐匯區一家老朋友開辦的律師事務所，做些比較輕松的工作，很少承接新的案件。只有一個2001年受理的某基地的系列案子，到現在十多年了，由于種種原因還拖著，未能結案。（注：該案已于2020年終審，2021年底執結。）

我的黨組織關系現在轉到了街道里，經常與當地的老年人一起開開會、聽聽黨課，參加一些講座、市內參觀活動等。

采訪人：張老師的經歷十分豐富。從剛才的回憶里，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記錄著張老師不同尋常、敢為人先的學習工作軌跡：從上海到新疆，從新疆到內蒙古，再從內蒙古回到上海；參與籌建了烏蘭察布盟司法處、烏蘭察布盟法律顧問處、內蒙古自治區律師協會；是內蒙古的第一批律師、參加1986年全國第一次律師代表大會的內蒙古律師代表，后在參評高級職稱時，被破格評定為高級律師；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才引進制度、等待編制指標，到轉型為市場經濟后的人員自由流動；從行政編制到事業編制，再到大集體編制，最后辭去公職當合伙人；擔任過國辦所、合作所及合伙所的負責人；從辦理案件、法理研究、撰寫論文到研討交流；從內蒙古律協的負責人到上海律協業務研究的積極分子……

在不同的時空里艱苦磨練、勇于開拓、曾參與開創內蒙古律師事業的張老師，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親身經歷了上海律師事業在浦東開發過程中的大發展。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對張老師充滿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