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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動態

中國律師百年轉進

    日期:2009-08-05     作者:劉涌    閱讀:5,096次
 
  

能沒有太多人想到,律師這個曾經弱小的職業,會產生大企業家、大學者,甚至有越來越多的人登上政治舞臺,并且被看成是這個國家民主和法治進步的標志。

2009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司法廳副廳長王翠鳳在審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報告時建議,“完善檢察官招錄制度,從優秀律師中選任檢察官”。她認為,律師與檢察官具有共同的職業追求,同時又有很強的法律素質和業務能力,應該有一個程序把優秀律師選出來從事檢察工作。

呼聲背后,行動早已悄然展開。2002年,安徽省即誕生了新中國第一位直接由執業律師出任的高級法院副院長:汪利民。

1984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后,汪利民回到安徽省做了一名執業律師,他所在的是安徽省第一個省屬律師事務所--安徽省經濟律師事務所(1995年更名為安徽安泰律師事務所)。一干十五年,汪利民最終成了這家律所的主任。2000年,汪利民又創辦了屬于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安徽承義律師事務,并擔任執行合伙人。

在十八年的律師職業生涯中,汪利民成績不凡。

2001年11月,安徽省全省公開選拔高級人民法院黨外副院長考試,汪利民報考且成績名列前茅。2002年4月4日,安徽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通過任免事項,決定任命汪利民律師擔任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汪利民終于成了一名人民法官。他說,這是他自進入大學法律系以來一直有的夢想。

從最初的國家法律工作者,到現在“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早已完成了從“廟堂”到“江湖”的轉變。但本質上,律師依舊是法律人,而政治卻又是法律人最基本的關切。

2003年,當律師隊伍中產生了8名全國人大代表、5名全國政協委員時,時任全國律協會長高宗澤認為,這是傳達出更響亮的法律之聲。律師參政議政,成為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甚至被看做是一個“歷史性突破”。

“江湖”中的歷練,使律師成為法律人中的佼佼者,良好的知識素養和法治意識成為人們期盼律師參政議政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的原因,也促使從律師隊伍中選任法官、檢察宮的呼聲越來越高。

早在19四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提出,改革法官來源渠道,逐步建立上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從下級人民法院的優秀法官中選任以及從律師和高層次的法律人才中選任法官遴選制度。

2004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具有多年律師經驗、品行端正、閱歷豐富、聲名卓著、資產富有的律師來當法官,可以改進法官隊伍的構成。律師具有多年訴訟積累的經驗,能夠不為是非所迷,正確判斷;具有執業多年的財富積累,能夠不為金錢所動,防止腐敗。

與汪利民一樣律師出身、擔任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還有陜西省的王松敏。

除去律師和法官,王松敏還做過教師和公務員,但王松敏說他感情最深的還是律師行業。1981年開始從事律師工作,曾擔任西安市第二律師事務所(現陜西大唐律師事務所)主任,并于1995年獲得首
屆全國十佳律師稱號。

1996年,王松敏離開了工作了15年的律師隊伍,擔任西安市司法局副局長,隨后調任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任副院長。

2003年,王松敏被任命為陜西省高級法院副院長。

在被問到是否會重新回歸到律師隊伍當中,王松敏說他有律師情結,如果有朝一日歸隊,會“義無反顧”。但現在,他依舊對自己的法官職責恪盡職守。

說這番話時,王松敏已離開律師隊伍許多年。

盡管律師進入法院隊伍仍然數量不多,但步伐從未終止。此后,安徽省又有兩名律師成為法官。

2007年,通過全省公開選拔,安徽金宇律師事務所律師朱云飛和安徽樅城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時銀,分別出任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各地方法院在律師中選拔法官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也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

張衛兵,湖北珞珈律師事務所(原湖北省法律事務中心第七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通過選拔,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法官。

在“進軍”法院的同時,也有律師進入檢察官隊伍。

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出身的鄭錦春,畢業后一直在內蒙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隨后到內蒙古對外經濟貿易廳調研室工作。1993年,鄭錦春投身律師行業,創辦了一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恒信長城律師事務所。

十年后的2004年12月,鄭錦春被選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他也成為了第一位由律師出任省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律師檢察官”。

一年以后,貴州省產生繼鄭錦春之后的第二位律師檢察官。

李漢宇,1986年參加第一次全國律師資格考試,獲得律師執業資格。1994年,李漢宇領銜創辦了貴州省首家股份制律師事務所--輔正律師事務所,并擔任主任律師。

2003年,41歲的李漢字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并成為那一屆貴州政協委員中,年齡最小的一個。2006年1月起,李漢宇任貴州省檢察院副檢察長。

這些“零星”現象,對于擁有十幾萬成員的中國律師隊伍而言,顯得有些瑣碎和微不足道。但夢想總是開始在遙遠和渺小的地方。

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律師要無一例外地用法律知識幫助人們解決困難,他們擁有的是真實世界里的法律,而這正是象牙塔中的中國法學教育所不具備的。

現代社會的一個悖論就是,越來越快的社會節奏,根本不會給大學畢業生時間去積攢實踐經驗。要么在學校里準備好社會經驗,要么被淘汰,成了畢業生們所要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

幾乎擁有最為豐富和多樣法律實踐的律師,在此有著難以舍棄的責任。教育最本質的作用就是傳承,把優秀的知識從前輩傳遞到后輩,更何況這種知識又是后輩最需要的。幸好,已經有人開始做這樣的事。

2000年在中國政法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徐家力,填補了法史研究的一個空白--律師制度史。這相隔他離開學校整整十四年。

1992年創辦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并擔任主任至今的徐家力,有著多項教職:貴州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知識產權中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亦是國內眾多名牌大學兼職教授。

有些行政職務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徐家力依舊活躍在學校的講臺上。

從教師到律師,再回到教師,二十年間,顧永忠經歷了一個輪回。

1985年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顧永忠留校任教。十年后,1994年,身為副教授的顧永忠離開校園,開始從事律師工作,并相繼擔任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國際刑法協會中國分會會員、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

在近十年的律師生涯當中,顧永忠辦理眾多大案要案,成為著名的刑辯大律師。2003年,正值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顧永忠決定再回到學校。他認為,有了這十年的實踐經歷,再去結合理論知識,他能夠更好地承擔教學工作。

2006年中國品牌建設十大杰出企業家之一的王瑛,正是執業律師出身。

王瑛,1995年成為執業律師,1999年擔任山東英良泰業律師事務所主任,2004年當選為威海市首位執業律師出身的律師協會會長,2005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律師。也就是在當年,王瑛接受了英國英豪克國際投資公司的邀請,出任中國豪克(青島)家庭用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上任伊始,王瑛采取重構全國營銷網絡、加大技術投入和新產品研發、加強團隊建設等措施。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企業所屬的“得其利是”透明皂成為中國行業十大影響力品牌。

從王瑛的履歷上,人們可以發現,這位有著十年執業經歷的律師充分具備成為一名企業領導的素質。王瑛先后擔任50多家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常年法律顧問,取得了清華大學MBA和新西蘭大學EMBA證書,并獲得中國高級職業經理人資格。

企業家和律師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是體制外的自由職業。律師本身所具有的團隊領導力、敏銳的嗅覺和準確的判斷,都為他們向企業家轉型提供了條件。這意味著二者可以實現“自由對接”。

60年前的1949年9月21g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662位出席代表中, 14人具有執業律師資格和律師經歷。

董必武,1917年在武昌與人合辦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職務;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八大、九大、十大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作了題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報告,成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文獻。

被稱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的沈鈞儒,亦是律師出身。沈鈞儒早年赴日本學習法律,回國后投身“護法運動”。1927年冬,沈鈞儒任上海法科大學教育長,并開始從事律師業務,因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而被稱為“政治律師”。建國后,沈鈞儒出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并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作為“七君子事件”中的唯一一位“女君子”,史良有近二十年的律師執業經歷。建國后,她成為新中國第一任司法部長,還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副主席。

與史良一樣,“七君子”中的沙千里1932年開始從事律師工作,并參與組織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1942年,與沈鈞儒、林亨元、崔國翰在重慶成立平正律師事務所,以律師的合法身份,為進步人士和團體進行辯護。建國后,沙千里歷任輕工業部和糧食部部長等職。

李聞慘案震驚中外,揭開這次事件真相的是梁漱溟和大律師周新民,他們聯合編寫了《李、聞慘案調查報告書》。周新民畢業于安徽公立法政學校法科,赴日留學。抗戰結束后,周新民作為律師,積極為上海工人反內戰斗爭伸張正義。建國后,周新民歷任中央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沈陽市副市長等。


作為律師,章士釗的最出名的辯護,莫過于擔任陳獨秀的代理律師。據稱,陳、章二人在五四運動時期,曾因觀點不同而進行筆戰;但陳獨秀被捕后,章士釗立即投入到為他辯護的工作當中。他以充分的事實和邏輯論證,檢察官的指控是“無中無西,無通無別,一切無據”。章士釗也因此贏得了“古道可風”的稱贊。建國后,章士釗歷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等。

沈鈞儒、史良和沙千里都是“七君子”當中的大律師,但真正將“七君子”營救出來的,則是由二十多位律師組成的律師團,張志讓是首席辯護律師。

早年赴美德學習法律,回國后,先后擔任過教職和審判員,大革命失敗后從事律師工作,除“七君子”外,張志讓還營救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建國后,張志讓歷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就出現14位律師委員,并在建國大業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中國律師恢復重建三十年至今所難以企及而又不言放棄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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