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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律師的民間反腐報告：經濟越發達腐敗越嚴重
日期：2009-01-14 作者：陶衛華 閱讀：3,491次
在1999年前十年間查處的案件僅占全部案例的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間查處的案例占到全部500個案例的約85%一位律師，在7年間通過網絡自發搜集整理了500多例典型腐敗犯罪案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首份民間反腐報告。這樣的反腐報告，和官方年度反腐報告有何不同？個人自發的反腐研究，對于預防與懲治腐敗工作，又有多大價值？
對于這樣的疑問，律師王榮利一開始并未有清晰的思考。他說他是在一種單純的興趣和責任感推動下邁出了第一步。后來真正堅持下來，數據整理分析任務的繁瑣、浩大日漸超過他的想象。7年間，王榮利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反腐報告中，案子都沒接幾個，以至于到了“生活困難”的地步。
直到2008年底，他的反腐報告才有了初步成果---一本薄薄8萬字的小冊子，名字叫《中國反腐敗報告－－當代典型腐敗犯罪案例統計與分析》。
在這份報告里，王榮利發現了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腐敗犯罪從年齡統計上看，初次犯罪時年齡在40至49歲之間的占到43%，這一結論徹底否定了所謂的“59歲現象”一說；從犯罪程度上看，新世紀以來的案例，人均涉案金額超過千萬；而從量刑角度來看，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竟多達200例左右，占總數的52%以上。
初稿完成后，他自費印刷了60多冊，分寄給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中央黨校等部門和研究機構。
自己的案子基本放下了
王榮利是陜西藍田人，今年40多歲，看上去淳厚溫和，做起事來卻有一竿子到底的執拗勁。他給本刊記者看隨行攜帶的一大摞書稿，上面繁復的表格、數據令人暈眩。
“當初沒想到這個事搞得這么久。”王榮利表示，他一開始搜集案例，純屬職業需要和個人興趣。
1988年，王榮利從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系畢業后，最初被分配在某地司法局，此后一直從事律師工作。1994年他只身南下，先后在海南、廣東等地企業擔任法律顧問，直到2003年進入律師事務所做職業律師。
近20年時間里，王榮利每天都要接觸各種案件。出于職業的敏感，對于媒體報道的各種案例尤其是貪腐案件，他一直很感興趣，對這些案例進行搜集分類成了他的一種日常習慣。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的許多大案要案，我到現在都還有著比較清晰的印象。”王榮利回憶，早期收集案例需要剪報紙，并不是很方便，直到2000年以后，收集案例才開始通過網絡，方便了許多。
不知不覺間他通過互聯網搜集到了近千例、數千萬字的案例資料，包括各類刑事、民事大案要案，企業家犯罪案例等。其中有關腐敗犯罪的案例就達到上百件。
“到2004年的時候，隨著案例的增多，我開始從下意識的收集轉變為有意的分類收集。”王榮利說。
身為律師，他說在研究案例時會自然而然從辯護律師的角度看問題。很多腐敗案例讓他感到惋惜沉痛：“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犯罪的官員，最終卻未能幸免；有的根本不值得違法犯罪，卻偏偏走向了犯罪，令人深思。”
他覺得，在國家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以民間視角解讀腐敗犯罪案例，會有特殊的價值。于是從2003年底起，他一邊繼續收集有關案例，一邊對相關案例進行分析整理。
2005年初，王榮利根據腐敗犯罪的表現和腐敗犯罪的后果分別寫出《貪官八恥---剖析腐敗犯罪的八種表現方式》、《權力的陷阱---透視腐敗犯罪的八大結局》兩部書稿，但未能出版。
這一過程耗去了他一年半的時間，要對200個典型案例根據自己總結的八種表現形式“逐個吃透”，工作量很大，幾乎天天沉浸其中，“自己的案子基本放下了，甚至生活都成了問題”。
2006年以來，他不得不轉而研究更有可能帶來收益的企業家犯罪問題和律師工作實務。但他對反腐研究仍然情有獨鐘，“就是認為這是個有價值的事”。
2007年底，深圳市紀委和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組成課題組，編寫有關深圳市在源頭反腐方面探索和實踐的書籍，特邀王榮利參加。當時廣東開始進一步思想解放，源頭反腐也深入人心，這再次勾起王榮利的熱情。
2008年初，他進一步對多年收集的腐敗犯罪案例進行統計分析，首份民間反腐敗報告由此脫胎而成。
“59歲現象”等都是偽命題
此前，官方的反腐報告主要在中紀委的反腐報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做的工作報告中得以呈現。這些報告通常會披露當年或一段時期內的腐敗案件查處情況和反腐態勢，以數據精準、權威著稱，但相對比較簡練。
此外，學院派的反腐研究專家也會在著述中對腐敗案例進行分析總結，提出反腐建議。
王榮利感覺“談反腐倡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多”，就大量個案“提出實質價值分析和指導性觀點建議的少”，他相信收集的案例越多，統計的數據才越真實可信，也越有代表性。
由于沒有同類的研究或者指標可供參考，他就根據自己的思考，分別從地域分布、時間階段、職務結構、年齡結構、發生領域、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現和犯罪后果等10個方面對500例案例進行了匯總統計和分析。
在腐敗犯罪的地域分布統計與分析中，他發現，“典型、重大腐敗犯罪的發生，與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關，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是典型、重大腐敗犯罪高發的地區。”
他提出，“重大腐敗犯罪案件基本呈現出從沿海到內地再到西部逐步遞減的趨勢，這同我國各地經濟指標從沿海到內地再到西部呈現出的遞減趨勢基本一致。”這一結論改變了一般百姓“越是貧窮的地區越腐敗”的印象。
在腐敗犯罪的時間階段分析中，他的報告披露：“在1999年前十年間查處的案件僅占全部案例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間查處的案例占到全部500個案例的約85%。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經濟的飛速發展，腐敗大案要案顯著上升。”
一般來說，腐敗犯罪從發生到查處往往有著數年時間的間隔。這份反腐報告指出，從近年查處的案例來看，本世紀近期查處的案件大多發生在本世紀初期幾年，甚至就發生在近幾年。這一事實說明，大規模、大聲勢地查處腐敗犯罪，產生的震懾和遏制效果有限，新的腐敗犯罪仍在不斷大量發生，甚至一些領導干部“邊反腐邊腐敗”或者“邊腐敗邊反腐”。
報告顯示，涉案人員中在各級人民政府擔任副職以上職務的主要負責人腐敗犯罪的案例，共占全部典型腐敗犯罪案例的25%。王榮利認為這一事實說明，中國的反腐體制中，對政府副職以上主要負責人的監督還不夠到位。
“各級黨政機關、司法機關、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的主要負責人職位，應屬典型、重大腐敗犯罪的高發職位，在各職級的領導干部中，副廳、廳級領導干部屬于高發群體。”該報告說。
王榮利還發現，多數腐敗犯罪分子初次犯罪時年齡最小的只有20來歲，大的60多歲；許多人都是多年多次收受多人賄賂犯罪。他由此提出，所謂的“59歲現象”等都是偽命題，腐敗犯罪與年齡關系不大，而與其職務和掌握的權力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而通過對腐敗犯罪發生領域的統計與分析，他發現，當代腐敗犯罪的集中度相當高。61%以上的比例集中在工程、人事、資金管理、土地、作風等五大領域；84%以上集中在包括執法、國企經營、司法、融資、產權等十大領域；近95% 集中在行政審批、貸款、優惠政策、采購、招商、股票發行等16大領域。
民間反腐力量的勃興
多位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的專家認為，王榮利個人自發做民間反腐報告，這件事的意義大于報告內容本身。而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有機結合，有助于在互動中實現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歷史重任。
知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對此感受深刻。她剛剛出版了一本50萬字的反腐專著，為此曾搜集整理過一些典型案例，她發現很多民間網站也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她表示，這些自發的研究證明公民意識的提高和對國家反腐重任的高度關心，“腐敗犯罪學已經成為一門顯學”。
王榮利說自己有種“不吐不快”的感覺。不過，在生活壓力之下，他計劃下一步做些能帶來收益的事，比如繼續研究企業家犯罪系列，“反腐敗研究要暫告一段落了”。
目前，他結合自己收集的兩百多例企業家犯罪案例創作了《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總結企業家犯罪落馬的規律，希望提高企業家防范法律風險的意識。
王榮利為此稍感欣慰：“沒想到反腐敗研究衍生的副產品‘企業家犯罪’倒先出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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