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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動態

北京律師數量30年翻5000倍 業務涵蓋所有領域

    日期:2008-11-12     作者:孫瑩    閱讀:2,026次

鄰里之間發生糾紛、單位少給了加班費、物業公司服務不到位……如今,碰到生活中的糾紛麻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律師咨詢法律問題,或者干脆聘請律師打官司維權。目前北京共有執業律師15234人,律師事務所1072家,老百姓找個律師已經不是什么難事。然而倒退三十年,這簡直是一種奢侈。從 1979年恢復律師制度后全北京只有3個律師至今,律師的數量已經翻了5000多倍,業務范圍涵蓋了所有法律領域。律師就像一個風向標,和改革開放后的法治進程相伴,也成為法治變革的有力見證。

挑3家律所選代理人

潘先生最近有個煩心事。樓上的鄰居家水管崩裂,積水順著墻壁滲到潘先生家,剛裝修了一年的房子不成樣子。潘先生想找鄰居索賠,但又不知道該怎么討要損失,于是想到了律師。

“一開始我聽說法院周邊有很多律師事務所,去了一看都在門臉房里辦公。我走進一家,接待我的男律師像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潘先生心理犯起嘀咕,怕這個初出茅廬的律師經驗不足,借故離開了。

后來,潘先生讓女兒從網上查詢到幾家律師事務所,根據網上介紹的律師執業經驗、律所規模等綜合挑選了兩家律所再實地考察。“其中一家明顯比較高檔,收費也偏高。最后我還是選了第三家律所,請的這位女律師常年做訴訟業務,耐心細致,思路清楚。”

挑了3家律師事務所選定代理人的經歷現在看來不算什么,而且不少當事人也都是通過“貨比三家”的方法選定律師,但放在30年前那可是想都別想的奢侈事兒。

北京律師業從3人起步

珠市口東大街3號是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的辦公地點,理事長周納新已經75歲高齡了,還在為法律援助事業奔波。門外尋求律師援助的來訪者中沒人知道這位低調的老人對于他們今天能夠享受到律師服務的作用。

1979 年恢復律師制度時可謂一窮二白,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律師行業已完全不復存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個律師也沒有。在上世紀50年代就當過律師的周納新被法院的領導好說歹說勸回來,成為第一個回歸律師隊伍的人。隨后,她和另外兩位男律師成了重整北京律師業的星星之火。

“當時的律師都是國家干部,拿工資,也沒有像現在這么多律師事務所,全北京就一個法律顧問處,設在高級法院的一間辦公室里。后來又分出了刑事、民事、經濟、咨詢四個法律顧問處。 ”周納新說,最初,律師開展業務難,有的單位一聽是律師根本不接待。社會認可也難,有些人對律師的印象就是“訴棍”,替壞蛋說話的。甚至連公檢法機關也不尊重律師。

現在回想起起步之初的艱難甚至顯得好笑。周納新有一次代理一件刑事案件,被告人在科學院偷了幾輛自行車被起訴。“我提前到法院想看看法庭的情況,誰知法官的位子在審判區最上方,公訴人在左側,辯護人的位子不和公訴人相對,卻設在偏下的地方。”周納新說,當時司法系統對于律師的認識就不正確,認為律師是代表罪犯的,就得低一點。周納新一看就窩火:“公訴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的地位是平等的,怎么把我擺在下面?”她立即向法官提出挪桌子,最后法院院長首肯,終于把辯護人的座位擺在和公訴人平行的位置。雖然只是擺放座椅的問題,但它畢竟是律師地位的象征。

好律師被點名聘請

周納新介紹說,起初律師業務類型很單一,大部分都是刑事辯護,也有一些離婚、繼承類的民事糾紛和企業經濟案件。“每個律師手里都有十幾件案子,根本忙不過來,所以都不怎么接民事案件。”周納新清楚地記得,當時刑事辯護的律師費是二三十元,離婚訴訟50元,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基本是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了。因此,民事案件請律師的大多是知識分子或是比較有錢的人。

現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副會長的鞏沙律師上世紀80年代初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法律顧問處做律師。鞏律師還能清楚地記得,北京只有兩個律師顧問處時,常能看到當事人排著隊請律師。“那時全北京可能也就百余名律師,普通人根本請不到律師,一些做案子出名的律師會被人點名聘請。因為能請到律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所以當事人對律師也沒有什么要求。反倒是那時律師還缺乏服務意識,對待當事人有時還帶著準法官的感覺訓斥。”鞏律師笑著說:“記得有個律師給嫌疑人辯護,對方剛要過來感謝,律師厲聲說‘坐那兒!說說吧犯了什么罪了?’說罷,昂頭整理自己的頭發。”

“當時律師證是個紅皮證件,上面有律師工作證幾個大字。我們夏天就穿的確良的襯衫,然后把律師證放在上衣兜里,能映襯出來,就這么去逛商場……”由于律師在社會上鳳毛麟角,帶上紅皮證件讓人刮目相看很是讓鞏律師驕傲。

律師是法治風向標

經歷了從起步時的法律顧問處,到1988年第一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成立,再到1993年合伙制律師事務所的出現。律師逐漸扔掉鐵飯碗,也從市場經濟中收到了更高的效益,律師事務所像雨后春筍一般迅速增加。

如今,市場大了,做高、中、低端業務的律師都有,法律服務的領域劃分得更細,給了老百姓更大的選擇空間。不少律師還投身公益事業,從事法律援助工作,讓一些經濟困難的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法律服務。

周納新和鞏沙,一個是恢復律師制度后最早的律師,一個是現任律協副會長,對于三十年來的變化都十分感嘆:“律師很像是法治進程的風向標,律師業的發展變化體現著經濟發展和法治的進程。鞏會長說,改革開放之初,法律法規少得可憐,甚至連民法通則都沒有出臺。一般的糾紛矛盾頂多是找街道或單位出面也就能解決了。老百姓不知法,也就不知道到法院去打官司,沒有自我保護意識。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促成了律師法律服務市場,快速的立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隨著法律的健全,律師業務也拓展到金融證券、房地產、投資、貿易、保險、知識產權、破產清算等各個領域。”

從當初3個人的打拼,到今天15234人的律師隊伍;從二三十元打個官司,到如今全年行業收入達到90.8億元,辦理刑事、民事訴訟案件73286件,非訴訟法律事務為58477件……一個個數字變化折射著改革開放30年我國法治建設的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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