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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由上海律協醫療衛生業務研究委員會上傳并推薦）
近年來醫患矛盾愈演愈烈，醫療糾紛大有從唇舌之戰向暴力傷害蔓延之勢。僅今年以來廣為媒體報道的醫院血案就有：2012年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惡性傷人事件，醫務人員一死三傷；4月13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五官科醫師在門診被患者用銳器刺傷頸動脈，出血量1500ml；4月14日北京航天總醫院又一位急診醫生在工作時被刺傷；6月12日廣東興寧慢病防治院2名醫務人員遇襲身亡，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在網上發博文，向逝世的2名醫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們是好醫生”！
目前醫療環境之艱辛可見一斑。
經統計，黃浦區中心醫院今年1月至8月共接待醫療糾紛投訴28起（同比下降10%），其中有效投訴11起（同比下降31%），涉及醫療質量的投訴5起，醫療安全3起，服務質量3起。新發醫療事件越級信訪10起（同比下降9%）。在醫院黨政領導重視下，我院各職能和臨床科室以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為目標，不斷規范服務流程和標準，使我院醫療糾紛發生率有所下降。然而在這些數字背后，仍有一些新的醫療糾紛動向值得關注：
首先，今年我院接到非有效投訴17例，同比上升13%。非有效投訴的增加反映了患者對醫務工作者的不信任，對醫院正常醫療活動、程序的不信任，反映了社會上醫患對立的日益加劇。哈爾濱“3·23”血案過后，某網站在評論此事的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網友在“讀完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選擇了“高興”。更有甚者，部分評論者竟然叫囂“殺得太少”！令廣大醫務人員心如寒灰。北京協和醫院肝臟外科著名專家毛一雷教授對媒體說，“人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體會過、也無法想象行醫治病的專業人士和被治療者會有這么不信任。在種種矛盾不斷激化、政策輿論導向的錯誤引導下，醫患關系一路惡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擔憂。”
其次，近年來醫療糾紛處理過程中，家屬索賠漫天要價，在與醫院協商時，無視政策法規，無視醫療過錯和傷害后果的嚴重程度，動輒以動車事件為參考，要求賠償數十萬乃至上百萬的高額賠款。在“不鬧不賠錢，小鬧賠小錢，大鬧賠大錢”不良社會風氣輿論影響和職業醫鬧教唆下，部分患方家屬在明知可以依法賠償但所獲不多的情況下，故意采用打砸吵鬧、糾纏醫院領導、靜坐占據醫療場所、停尸病房、燒香送花圈等非法手段逼迫醫院含冤高額賠償。
再次，部分社會矛盾轉移為醫療糾紛事件逐漸增多。毛主席說過：有進步就會有矛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指出近20年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獲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上的不平衡發展導致在人民內部產生一些經濟利益分屬上的矛盾。部分存在社會矛盾的患者一旦入住醫院后，往往將醫院視同為政府部門，采用滯留醫院、拖欠費用、甚至故意尋茬、制造事端以擴大輿論壓力來解決其私人問題。對于這部分醫療糾紛由于患方要求將社會矛盾捆綁解決，故絕非僅靠醫院一己之力就能妥善處置。
最后，醫療糾紛處理過程耗時費心。以往醫療事件發生后，理論上有醫院和患者自行協商、上級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和司法訴訟三種處理途徑。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司法訴訟由于耗時長、成本高、對流程不熟悉，患方很少愿意采用；由于目前的社會輿論導向，患方對醫院和上級衛生行政部門均持不信任態度，主觀偏見認為行政部門和下屬醫院沆瀣一氣，缺乏公正，因此即使一些事實清晰、責任明確的醫療事件患方也不愿接受院方和衛生局的解釋、調解，并通過種種手段逼迫醫院單方面接受患方的不合理訴求，導致醫療糾紛處理過程漫長，醫患雙方勞心耗力。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解決醫療糾紛的第四條途徑——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機制的引入為醫院處理醫患矛盾帶來一絲曙光。醫調委由司法、醫學專家和人民調解員組成，是獨立于患方、醫院、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調解機構，接受相關政府部門監督管理，同時最高法院以司法部解釋的形勢賦予其法律效力。醫調委因其自身的客觀性、權威性、專業性，具備較高的公信力，較易為醫患雙方所接受。去年以來，我院有數起處理困難，陷入僵局的醫療糾紛最后經醫調委調解，獲得順利解決。以下介紹2例典型案例：
2011年5月，某患者在我院骨科行“右鎖骨骨折內固定術”。10月13日骨科攝X片復查無異常狀況，10月15日發現患者鎖骨鋼板斷裂，追問病史，10月14日家屬曾經牽拉患者右上肢。骨科內置鋼板斷裂是術后較為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廣東省骨科學會常委、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專家組成員李健教授認為“骨科醫生只要沒違反操作規程，該情況就屬于手術并發癥，是允許出現的手術風險之一”。盡管有權威解釋，但我院本著保護患者權益，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原則，提出給予患者免費更換鋼板。然而該患者及家屬極不理解，堅稱屬于“醫療事故”，要求高額賠償，前后近十次至醫教部投訴、爭吵，并以不信任為由拒絕做醫療鑒定或司法訴訟。患者放言：如果醫院不承認醫療事故，則以院為家，永不出院。協商陷入僵局之際，恰逢黃浦區醫調委成立。患方在仔細研究了醫調委的宣傳資料后，自行去區醫調委咨詢。出于對第三方調解機構的信任，在醫調委工作人員的耐心解釋下，患者逐漸接受了并發癥的概念和相關政策法規講解。在此基礎上，醫調委又熱心為其介紹三甲醫院做后續治療，解除患者的顧慮。最終在醫調委的斡旋下，醫患雙方獲得滿意和解。
2012年6月13日，某高齡老年患者于我院因“胃穿孔”行急診“胃穿孔修補術”，術后患者因并發“感染性休克”經搶救無效死亡。家屬認為屬于醫療事故，要求100萬元賠償金額。院方耐心解釋并希望患者家屬申請醫療鑒定或司法鑒定，家屬堅拒，并聚集10余人披麻戴孝至醫院“討說法”。患者家屬五次占據醫院辦公場所，喧嘩、糾纏醫院領導，擾亂醫療秩序，導致110多次出警協調，醫患雙方陷入疲憊的膠著。僵持階段，家屬仔細閱讀了醫院張貼的醫調委宣傳資料，懷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來到區醫調委咨詢。經過反復多次協商、調解，最終，區醫調委工作人員以專業的素養、權威的建議、公正的態度、耐心的服務獲得家屬信服，使該醫療糾紛獲得順利解決。
近年來日益增多的醫療糾紛是各級醫院普遍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嚴重干擾了醫院正常的醫療秩序，給醫院造成損失，也給患者和家屬帶來了痛苦，同時也影響了和諧社會的構建。其成因包括部分公共醫療衛生機構的公益性質淡化、不斷進步的醫療技術和發展中國家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醫療技術本身的復雜和高風險與患者有限的專業知識之間的矛盾、患者維權意識增強、少數醫務人員素質不高，缺乏應有的法律觀念和人文關懷等多種因素。醫患矛盾的激化成為和諧社會的隱患，妥善解決醫療糾紛成為政府和醫院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之一。
受輿論導向影響，我們感受到患方對醫院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動輒質疑醫務人員過度檢查、過度用藥、以醫謀私。無論最終醫療鑒定結果如何，輿論都首先強加給醫院道德上的原罪。在這種環境下，無疑使患方對醫院和衛生行政部門的調解愈加排斥。同時，盡管法制越來越健全，盡管《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師法》、《上海市醫療機構治安防范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但依然無法遏制醫患矛盾不進法院而是采用惡性“醫鬧”方式解決的勢頭。
“上醫治未病之病”，誠然，解決醫療糾紛最好的方法是從根本上杜絕醫療糾紛發生。但是限于許多客觀條件的不可為，在當下，一旦發生醫療糾紛，解決矛盾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近代法治曾經追求以公平、公正的司法完全取代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然而，即使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國， 也證明了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司法程序的復雜、拖沓和高費用是訴訟固有的弊端，無形中降低了正義的價值。縱覽全球，本世紀以來“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已經逐步發展起來，ADR意指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我國的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即是ADR的其中一種方式。事實上，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日益受到國外的重視，例如美國醫療糾紛解決委員會、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健康投訴管理委員會、德國仲裁委員會和專家委員會、法國醫療事故調解與賠償委員會等，醫療糾紛采用ADR解決方式已經成為一種世界發展趨勢。
同世界相比，盡管我區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剛剛起步，但從近一年的合作中，我院已充分認識到醫療糾紛交由醫調委解決將是醫院日后處理醫患矛盾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具有良好的發展趨勢。首先醫調委為醫患雙方搭建了有效的溝通平臺，將矛盾由院內引導到院外解決，保障了醫療機構正常的醫療秩序；其次，醫調委以第三方的身份發揮了公正、透明的優勢，醫患雙方易于接受調解；其三，醫調委委員涵蓋司法、衛生等專業人士，具備一定的權威性；其四，醫調委協議經司法公證后具與訴訟相當的法律效力；最后，醫調委以自由、免費、靈活的方式取得醫患雙方的和解，成功率高，社會知曉度和信譽度正在逐步提高。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將成為目前解決醫患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今后的合作中，我院希望和黃浦區醫調委搭建更為廣泛的交流平臺，諸如培訓、座談等，以幫助醫院提高醫療和服務質量，減少醫患矛盾；我們希望和區醫調委在醫患調解、協議書司法公正等業務方面建立更多的聯系，保障和諧醫院；我們也希望看到區醫調委在不斷發展過程中能創造條件配置更加莊嚴巍然的辦公場所，以利于增加社會公信力，更順利地開展工作。
最后，值黃浦區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成立一周年慶之際，向區醫調委工作人員所給予醫院的春風夏雨、緩急相濟的幫助致以衷心感謝，祝愿區醫調委事業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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