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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語

2025 年，隨著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并重啟 “極限關稅” 政策，中美貿易對抗迎來新一輪升級。從10%的“芬太尼關稅”到“對等關稅”計劃的全球擴散，美國正以激進手段重塑國際貿易規則，而中國同步采取反制措施，在能源、農產品等領域展開對等博弈。在此背景下，中國出海企業正面臨關稅成本激增、供應鏈斷鏈、貿易救濟調查等多重法律風險。

作為直接參與全球貿易的市場主體，企業如何在政策震蕩中筑牢法律合規防線？本文從關稅合規、供應鏈重構、貿易救濟應對三大維度，結合典型案例與實操策略，為企業解析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下的核心法律風險，并提供兼具專業性與落地性的應對路徑，助力企業在中美貿易博弈的深水區穩健前行。

一、特朗普2.0時代中美貿易格局面對的新挑戰

特朗普2.0時代，美國的關稅政策再度成為全球經濟焦點。自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以來，先是以所謂芬太尼問題為由，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10%的關稅，后又在4月初宣布“對等關稅”計劃，對多國進口商品加征高額關稅，此舉意圖獲取美國財政收入、減少貿易逆差，核心目的是推動制造業向美國回流。

特朗普關稅政策不僅對相關國家對外貿易造成沖擊，更對國際供應鏈穩定與全球經濟帶來重大震蕩。

面對美方的極限施壓，中國也適時采取反制措施。2025年2月4日，就在特朗普簽署對華加征關稅行政令生效的同一時刻，中方果斷宣布自2月10日起，對原產于美國的煤炭、液化天然氣加征15%關稅，對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皮卡加征10%關稅。3月4日，針對美方再次對中國產品加征10%關稅的行為，中方進一步實施反制，將目標集中于農產品領域。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這一舉措直擊要害。此外，中國還在世貿組織追加起訴美方，堅定維護多邊貿易規則和自身合法權益。

在全球化重構的浪潮中，中美貿易對抗持續升級，將出海企業推向了風險與挑戰的前沿。筆者結合實際情況，從關稅、供應鏈、貿易救濟等方面為企業梳理法律風險及應對之策，助力企業安全出海。

二、出海企業面臨的核心法律風險

（一）關稅政策變動引發的成本與合規風險

美國頻繁調整關稅政策，從10%基準關稅的 “無差別壓制”，到針對中國34% 的階梯式加征，再到 125% 的極限關稅威脅，如同高懸在企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光伏為例，中國占據全球70%以上的產能，而美國是重要出口市場。加征54%關稅后，光伏組件價格可能上漲30%-40%，直接削弱競爭力。家電行業同樣面臨壓力，2024年中國對美家電出口額約280億美元，若關稅全部轉嫁，企業毛利率可能壓縮5%-10%。 [1] 除光伏產業外，消費電子行業、芯片相關行業、服裝行業等也同樣深受其害。

企業不僅要承受成本劇增、利潤壓縮的壓力，還需應對復雜多變的關稅政策。一旦在報關申報環節出現錯誤，商品歸類不當、申報價值不準確，就可能面臨美國海關的罰款。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592條的規定，若出口企業被美國海關認定為欺詐性陳述或者偽造文件（如原產地證明），將面臨最高相當于貨物貨值的罰款。

例如，寧波某長期從事家居產品出口的企業，在一次貨物出口至美國的業務中，因申報價值與實際采購價存在12%的偏差，被美國海關處以高達28萬美元的罰款。這一案例并非個例，而是當下中美貿易復雜局勢下，企業因報關環節疏忽而面臨沉重代價的典型縮影。 [2]

（二）供應鏈斷鏈的連鎖不良反應

如上所述，關稅政策的變化導致企業成本激增，企業可能會考慮重新布局供應鏈，將生產環節轉移到關稅較低或供應鏈更具優勢的地區，這涉及到供應商的重新選擇、生產設施的遷移或新建等復雜過程，會對原有的供應鏈網絡造成巨大沖擊。

近年來，美國持續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將多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如供應商被列入實體清單，其向中國企業供應受管制的產品、技術或服務可能需先獲得美國政府許可，而相關許可申請往往難以獲批，這會導致中國企業面臨供應中斷風險， [3] 不僅無法按時獲取關鍵零部件，還可能因違約面臨與上下游企業的合同糾紛。

（三）貿易救濟調查的訴訟風險

美國頻繁發起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企業一旦被認定傾銷或補貼，將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被迫退出美國市場 [4] 。在應對調查過程中，企業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收集證據、進行抗辯。若應訴不力，除了經濟損失，企業信譽也將嚴重受損，后續在國際市場開展業務將困難重重。而且，貿易救濟調查往往具有示范效應，可能引發其他國家跟風，進一步擴大企業出口受阻范圍。

三、法律風險應對指南與提示

（一）強化合規管理，筑牢風險防線

1.建立動態關稅應對機制：企業應組建專業團隊，實時跟蹤美國關稅政策變化，與專業律師、報關行、稅務等專業人員緊密合作，確保報關申報準確無誤。積極研究利用關稅排除、減免政策，提前準備相關材料，如美國下游企業就業影響數據、產品不可替代性證明等，申請公共利益豁免，降低關稅成本。

2.構建合規供應鏈體系：對供應鏈進行全面審查，排查供應商是否存在被列入實體清單或受出口管制影響的風險。加強與供應商的溝通，共同制定應對預案。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增加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采購的比例，同時確保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原產地合規。

3.完善合同條款設計：為應對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風險，中國出海企業在合同條款設計上可從多維度進行優化，通過合理的條款設置降低成本、規避爭議、保障權益。如在合同中約定動態價格調整條款、關稅分擔條款、不可抗力條款和爭議解決條款等。但為確保合同條款符合合同簽訂地、履行地以及雙方所在國家的法律法規，建議咨詢專業律師，對條款內容進行法律審查，避免因違反法律法規導致條款無效。

（二）基于貿易協定，合規布局全球供應鏈

依據《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等區域性貿易協定的關稅優惠條款，部分企業將部分生產環節合理布局于墨西哥等協定成員國境內。在法律框架下，企業應確保生產流程、原材料采購及產品加工工序符合協定規定的原產地規則（如 RVC 區域價值成分標準、特定產品的制造工序要求等），避免因規則適用瑕疵導致關稅優惠喪失或引發海關調查。例如，在墨西哥設立組裝工廠時，需嚴格核算美國成分占比，依據USMCA第405條規定，確保最終產品獲得原產地資格認定，合法享受零關稅或低關稅待遇。

針對通過東盟國家轉口至美國的貿易模式，企業需嚴格遵循《原產地規則協議》及美國海關相關法規，規避“規避關稅”的法律風險。建議企業在轉口環節建立完整的合規文件體系，包括但不限于東盟國家當地生產加工證明、增值比例計算報告、物流運輸單證等，確保產品在東盟國家完成實質性加工，滿足“稅則歸類改變”“區域價值成分達標”等原產地判定標準。同時，建議在貿易合同中設置“關稅責任劃分條款”，明確約定若因轉口合規瑕疵導致的關稅補繳、罰款等責任歸屬，避免貿易糾紛。

（三）善用法律武器，積極應對貿易救濟調查

當遭遇貿易救濟調查時，企業應迅速組建由律師、行業專家等組成的專業應訴團隊。積極配合調查機關工作，按時、準確提交證據材料，充分闡述企業立場和觀點。聯合行業協會和其他涉案企業，形成應訴合力，共同抗辯。在應訴過程中，嚴格遵循法律程序，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同時，通過積極應對貿易救濟調查，積累經驗，為后續可能面臨的類似情況做好準備。

在中美貿易對抗的復雜局勢下，出海企業唯有將法律合規作為生存底線，積極主動應對法律風險，才能在這場貿易風波中穩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