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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隨著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下簡稱：“2018年機構改革方案”）的頒布，中央及各級政府均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黨政機構改革，正如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王曉暉所說：“改革力度之大，影響面之廣，觸及的利益關系之復雜，都是少有的，是一場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變革”。此次改革強化了政府機構運行過程中黨的領導。而黨政合署辦公改革即是此次改革的一個新的方向，是指黨的組織機構和政府職能機構，由于職能相近或工作聯系密切，實行共同辦公，統一協調對外職能。此舉有利于優化黨政關系，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一、   《行政訴訟法》中被告主體資格制度所面臨的挑戰。
       《行政訴訟法》第十九條、二十條、二十一條明確規定了被告主體的確定原則：“以在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文書上署名的機關為被告；…”等訴訟制度。
       而在黨政合署辦公機構改革的背景下，領導小組、黨委、黨組等黨組織機構將更加主動地體現對社會管理職能的領導力，行使對社會管理的作用，機械地沿用原有確定被告行政主體的理論和方法必然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的發展。
       二、黨的組織機構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實質性影響的行為是否具有可訴性？
       首先，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故領導小組、黨委、黨組等黨組織機構創設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行為符合行政法具體行為構成的要件，也符合行政訴訟法受案的范圍；
       其次，在黨政合署辦公的新形勢下，領導小組、黨委、黨組等黨組織機構作出的行為直接對相應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影響，根據責權利一致的法理原則，必然要賦予公民、法人、其他組織進行法律救濟和法律監督的權利，也符合憲法依法治國的政策方略。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對于權力監督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律監督，因此，在黨的組織機構行使政府職能領導管理權的同時，必然要通過革新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完善對其法律監督和約束。
       三、在可訴的范圍上，對黨組織機構的行政訴訟的范圍應當局限在其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具體行政行為上，而對其黨組織內部的組織規范不屬于行政法可訴范圍之內。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的明確：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等十種情形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可受理的范圍。
       在黨政合署辦公的形勢下，黨組織機構的行為可區分為黨內組織活動規范和對社會領導管理職能兩個方面。而對于黨內組織活動規范系黨組織內部的行為規范，針對的是黨員干部，對社會不直接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可通過黨組織內部的申訴、監督和評議機制實施，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黨員應自覺遵守黨的紀律，首先是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秘密，…”。其內部活動規范與《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依法實行公開審判制度相背離，不屬于可行政訴訟法的范圍之內。
       但是，在黨組織機構在涉及社會管理，履行社會管理職能時，其行為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特征，因此即便不是政府行政機關，也應接受行政訴訟法的監督和管理，也應當適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等法律的規制，否則就會違背依法行政的治國方略和法治政府的憲法要求。隨著法治的不斷完善，應逐步擴大受案范圍。
       以信息公開行政法領域為例，因為政府機構改革，部分的行政職權歸口或合并于領導小組、黨委、黨組的權力范疇，故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及2017年11月30日《中國共產黨黨務公開條例》（試行）第十七條的規定，黨務公開可以與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居）務公開、公共事業單位辦事公開等方面的載體和平臺實現資源共享的，應當統籌使用。由此可見，黨中央已經注意到在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也要加強黨領導決策的透明度和監督力度。
      綜上， 在黨政合署辦公的新趨勢，我們需要對原有行政訴訟中被告主體制度進行進一步新研究、新思考，以適應行政法在新時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