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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施軍70年代被確診患有精神分裂癥（但未經法院特別程序宣告無民事行為能力），90年代獲配黃浦區公房一套，為該房屋的承租人。2003年，施軍與外甥何某簽訂《遺贈撫養協議》一份并經公證，表示其過世后將名下所有財產贈與何某。
2004年，施軍的妹妹施芳、施芳的兒子何某一家多人將戶籍遷入該公房內。2011年，該房屋的承租人由施軍變更為何某。2020年9月，該房屋納入征收范圍，何某以承租人身份與征收部門簽署了《征收補償協議》，以全貨幣進行安置，在冊戶籍分別為施軍、施芳夫妻、何某及其子女共5人。
施芳、何某方認為，全部征收利益均應歸己方所有，并要求征收單位放款。因施軍的殘疾證上聯絡人是施芳，故動遷組預備直接放款。施強和其他兄弟姐妹得知此事后，委托律師訴至法院。
本案若直接起訴共有分割，對施軍的利益保護不利，故筆者受理此案后，決定分為四個案件進行：
一、施強啟動特別程序，要求指定施強為施軍的監護人；
二、施強以施軍監護人的身份，啟動遺贈撫養協議糾紛之訴，要求確認《遺贈撫養協議》無效；
三、施強以施軍監護人的身份，啟動共有糾紛之訴，分割該房屋的征收補償利益；
四、施強以施軍監護人的身份，啟動其他所有權糾紛之訴，以共有糾紛案件的結果為前提，主張何某存在侵權行為，要求其返還所取得的征收補償利益。
爭議焦點
1. 施強是否有權成為施軍的監護人？
2. 經公證的《遺贈撫養協議》是否有效？
3. 系爭房屋的征收補償利益應當如何分割？
4. 施強是否有權要求何某返還其已獲得的公房征收補償利益？
原告觀點
一、 特別程序
施強認為：施芳擅自變更該房屋承租人為其兒子何某，存在侵害施軍財產的惡意，不宜擔任施軍的指定監護人，為保護施軍的權益，應指定施強擔任施軍的監護人。
二、遺贈撫養協議
施強認為：該《遺贈撫養協議》形成于施軍患病住院期間，當時施軍雖然未經司法鑒定，但已確診精神分裂，至少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故該協議應為無效，且何某從未履行該協議，一直由施芳照顧施軍。
三、共有糾紛
施強（施軍）認為：施芳及其家庭成員享受過福利分房，不符合同住人條件，何甲違法變更承租人，侵犯了原承租人施軍的利益，不應享有征收利益，征收利益應全部歸施軍所有。
四、其他所有權糾紛
施強（施軍）認為：何某與施芳明知施軍患有精神分裂癥，還將該房屋的承租人變更至何某名下，明顯侵犯了施軍的利益。況且，施芳與何某在前案中明確表示，系為了保護施軍的利益才進行承租人變更，故何某作為該房屋承租人所得的征收利益應歸施軍所有。
被告觀點
一、特別程序
施芳認為：其照顧施軍長達40年，理應擔任施軍的監護人，其在2011年將該房屋變更為兒子何某，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施軍的房屋，由其作為代表與動遷組談判，變更承租人的動機系為了保護而非侵占。
二、遺贈撫養協議
何某認為：其與施軍簽訂的《遺贈撫養協議》由公證部門予以公證，施軍精神正常、思路清晰、意思表示真實，故《遺贈撫養協議》有效。自己因工作繁忙，才委托施芳代為照顧施軍。
三、共有糾紛
施芳、何某等認為：何某是承租人，理應享有征收利益，施軍長期住院，未在系爭房屋居住過，不符合同住人條件，其余人員均符合同住人條件，征收利益應全部歸被告方所有。
四、其他所有權糾紛
施芳、何某等認為：共有糾紛已經處理了該房屋征收補償利益的分配問題，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本案不應受理，理應予以駁回。
法院判決
一、 特別程序
黃浦法院認為：施芳在施軍患病期間，將其名下的唯一住房變更至自己兒子名下，存在侵害施軍財產的事實，故指定施強為施軍的監護人。
二、遺贈撫養協議
浦東法院認為：施軍雖長期患有精神疾病，但在簽訂遺贈撫養協議時無法判斷其民事行為能力是否存在障礙。
簽訂協議后，何某未盡撫養義務而由母親施芳代為照顧，且施芳在此期間將施軍名下的公房變更至自己兒子名下，引起其他兄弟姐妹猜忌，從而產生矛盾。現法院已經指定施強為施軍的監護人，并引發一系列訴訟，雙方信任基礎已經喪失。何某雖然不同意解除協議，但客觀上已無法對施軍的生養死葬盡到義務，協議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故判決解除該《遺贈撫養協議》。
三、共有糾紛
黃浦法院認為：該房屋承租人為何某，可以分得征收補償利益，施軍因患有精神疾病長期住院屬于特殊情況，不宜排除同住人身份，施芳及其他家庭成員他處有房，無權獲得征收利益，故判決該房屋的征收補償利益施軍獲得50%、何某獲得50%。
至于施芳、何某在照顧期間侵犯了施軍的財產，與本案共有糾紛屬于兩個法律關系，可另尋救濟途徑。
四、其他所有權糾紛
浦東法院認為：何某作為該房屋的承租人享受了該房屋的征收利益，但該房屋的原承租人系施軍，且施軍長年患病在醫院治療，何某與施芳明知施軍自70年代就患有精神分裂癥，還將該房屋的承租人變更至何某名下，此行為明顯侵害了施軍的利益。況且，施芳與何某在前案中明確表示，系為了保護施軍的利益才進行承租人變更，故判決何某作為該房屋承租人所得的征收利益歸施軍所有。
律師評議
此案屬于較為復雜的家事糾紛，其中包括監護、遺贈撫養、征收利益分割、侵權等多重法律關系，相互交織、風險極大，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指定監護人的特別程序中，由于施芳長期照顧施軍，要求指定施強為監護人存在很大風險。施軍與何某經公證的《遺贈撫養協議》，若不能被確認無效或解除，即便施強為施軍爭取到應得的征收補償利益，基于遺贈撫養協議的約定，該部分征收補償利益在施軍過世后，依然歸何某所有。何某作為該房屋的現承租人，在共有糾紛案件中必然可以取得一定份額的征收補償利益，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施軍的利益成為最大難點。雖然高院及中院的相關指導意見規定：公房的征收補償利益歸承租人與同住人共有。但本案中，如需最大限度保障原承租人，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權益，不能拘泥于司法慣例，而要勇于嘗試、敢于突破，還需謹慎處理、全盤規劃訴訟方案，逐步實現訴訟目的。
在案件結束后沒多久，施軍與世長辭，各方當事人握手言和，施芳、何某也獲得了部分征收補償利益。不動產征收所引發的糾紛，大部分系家事糾紛，本系列案件最終的結果值得回味和深思。律師的執業能力和專業水平在雙方均認可的前提下，往往可以使雙方化干戈為玉帛重回家和萬事興的和諧景象。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