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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對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新的時代下，非遺的保護存在從邊緣鄉村向城市的數字化中心區轉移、非遺持有者向城市的知識層轉移、非遺保護重點從中老年人向青年人轉移，以及從非遺圈內向非遺圈外轉移四個重要變化。在面對非遺傳承人的斷層、中華文化自信不足、傳承非遺文化的高昂成本以及非遺傳承人保護立法滯后的問題下，政府的日益重視、高校的積極參與以及商業主體的積極推動成為了非遺在數字化時代下新的發展機遇。
前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不僅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更是我國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21世紀以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非遺的原生態環境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甚至于不少的非遺文化因傳承人的逝去而面臨失傳的危險。
在眾多的變化中，城市的數字化轉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是無法忽視的，在數字化浪潮下，非遺自然無法置身事外，對非遺保護也存在重大的影響。因此，為了更好的傳承下去，非遺保護應當順應數字化的趨勢，把握數字化的契機，探尋出新的發展道路。
正 文
一、非遺保護的在數字化轉型下面臨的問題：
（一）非遺傳承人的斷層
在過去歷史的長河中，體現技藝和智慧的成果被世人稱贊，但是民間藝人不曾受到過特別的尊重。而傳統技藝往往是父子相繼，家族傳承，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而隨著社會的開放與進步，城市化的不斷發展，愿意從事傳統非遺產業的人一度急劇減少，原非遺持有者尋找繼承人的難度急遽上升。在漫長的時光中，不少非遺文化都因為無人傳承而陷入了困境，乃至于面臨消亡的危險。
（二）中華文化自信尚需提升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的發展重心側重于經濟建設方面。雖然這是由我國的現實國情所決定的，但是在客觀上也使得我國在中華文化的推廣上未能與物質的發展同步。中華的傳統文化是優秀的，但相較于自近代以來英美國家文化的全方面的、強勢的輸出，我國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卻出現了式微。現在隨著中國各方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要重拾中華文化自信，但是首先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上。我國目前相當大一部分的傳統文化瑰寶只在有限的群體中流傳，而沒有被人民大眾廣泛知曉的現狀亟需改善。
（三）傳承非遺文化的高昂成本
傳承非遺、保護非遺并不是空喊口號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時間。傳承人不僅需要跋山涉水找到非遺傳承人，向其學習，還要為了非遺技藝的再現與傳播承擔高昂的人力、物力成本。而要使非遺文化得到發展所需要的運營成本也是非常大的。
以非遺面塑傳人張書嘉女士為例，其在2007年開始創業的時候，準備的一百多萬資金很快就消耗殆盡。所幸，當地政府為其提供了場地等幫助，終于使這個非遺項目得以堅持并發展。然而，并不是所有傳承人都能擁有如此多的起步資金，也并不是所有傳承人都能夠得到雪中送炭。所以非遺文化的保護，不能僅依賴傳承人個人，更需要社會與政府的支持與幫助。
（四）非遺傳承人保護的立法滯后，法律保護的主動性欠缺
在推進非遺保護和傳承的過程中，傳承人往往會在原有技藝的技術上進行創新。這種創新可能只是表現形式或者傳播模式的淺層改變，也可能是對原有技藝的根本性突破。所以，較于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的重要價值在于其與實物載體相分離的特有價值。
因此，就非遺的保護與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既有結合也有沖突。如上海市旅游協會王立群顧問所說，一方面，非遺是各民族世代相傳的，歸某一地域的某一群體，而非個人；另一方面，非遺進入非遺名錄后，就進入公共領域，不能夠再受到知識產權的排他保護。因此，非遺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在實踐會會產生一定的沖突。非遺進入名錄是知識產權侵權的阻卻事由，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例外限制。但是，非遺保護又必然涉及到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
但是，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關注點主要落腳于非遺的公共保護和配套的行政規范，而對于非遺傳承人及其具有獨創性的智力成果的保護，尤其是與目前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矛盾沖突，至今仍然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亟需完善。
二、數字化轉型下，非遺保護正在發生的變化
隨著社會的發展，非遺的保護也悄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以下四個方面的變化尤為凸顯：
（一）非遺保護從邊緣鄉村向城市的數字化中心區轉移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非遺不再只存在于邊緣鄉村，而是與城市密不可分。同樣的，非遺的保護也不再僅僅存在于遙遠的鄉村地區，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隨著城市對于推動社會的進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非遺保護的中心也逐漸向以城市為主的數字化中心區轉移。
（二）非遺持有者向城市的知識層轉移
古老的非遺文化正在逐漸走入高校，高校師生成為了對非遺有著深入了解的群體，成為了新的非遺持有人。據華東師范大學田兆元教授的介紹，這種變化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以下稱“研培計劃”）進入大學課程有著密切聯系。在全國近百所大學的積極參與下，越來越多的高校學者和學子開始了對非遺文化的研究。
（三）非遺保護重點從中老年人向青年人轉移
隨著非遺保護與數字化聯結程度日益加深，對數字化的掌握程度難免會影響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下，相較于中老年人，年輕人存在著一定的優勢。因此，年輕一代人自然而然承擔起了新時代保護非遺的重任。目前非遺傳承人已漸漸呈現出年輕化、高學歷化的特征，這也是非遺文化能夠不斷傳承光大擁重要推動力量。
（四）從非遺圈內向非遺圈外轉移
在過去，對非遺文化有著一定了解的人群大多局限在非遺圈內，而圈外的人往往知之甚少。但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人們有了更多途徑去了解非遺。以主打中國風的李子柒為例，從2016年11月憑借短視頻《蘭州牛肉面》獲得廣泛關注，到2019年8月成為成都非遺推廣大使，2020年5月19日受聘擔任首批中國農民豐收節推廣大使，以及2021年2月2日以1410萬的YouTube訂閱量刷新了由其創下的“YouTube中文頻道最多訂閱量”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可以看出，非遺正在從圈內文化走向所有中國人，乃至全世界。
三、數字化轉型下，非遺保護的機遇
（一）政府的日益重視
中央政府加大了對非遺文化的保護力度。為有效保護和傳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鼓勵和支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自2007年起，原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四個批次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共計1986人。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確定了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1082人），并予以公布。截至目前，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計3068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要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并提出采用數字化記錄、動漫、網絡劇、微電影等形式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該文件的發布，不僅體現出利用數字化手段推動非遺保護已經成為必然趨勢，也體現出國家日益重視對非遺的保護。
《國家“十三五”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以下稱“研培計劃”）的重要任務，是非遺保護事業的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工作。該計劃旨在為非遺保護工作提供高校的學術和教學資源支持，通過組織非遺項目持有者、從業者等傳承人群到高校學習專業知識、研究技藝和技術、開展交流研討與實踐，幫助非遺傳承人群強基礎、拓眼界、增學養，增強文化自信，提高專業技術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非遺保護傳承水平。為保障研培計劃有序實施，2018年4月印發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18-2020）》。該方案對研培計劃的總體要求、實施范圍、實施重點、研培學員和參與單位、工作內容、課程體系與教學要求、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機制和保障措施做了具體規定。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要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并提出采用數字化記錄、動漫、網絡劇、微電影等形式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該文件的發布，不僅體現出利用數字化手段推動非遺保護已經成為必然趨勢，也體現出國家日益重視對非遺的保護。
（二）高校的積極參與
近年來，高校積極響應國家“研培計劃”的號召。自2015年“研培計劃”實施以來，截止目前，全國已有一百余所高校積極參與研培計劃。高校所特有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與優勢極大地促進了非遺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在傳統社會，非遺傳承多采取“師傅帶徒弟”的一對一口口相傳的傳承方式，少數會采取一對多的模式。但是總體而言，傳承人的數量十分有限。因此，一旦傳承人斷流，對非遺的打擊是巨大的。但是數字化的快速發展為高校成為非遺傳承的重要主體提供了可能。利用高校先進的知識和技術高地對非遺進行更深層次研究無疑更加有利于非遺的技藝的保存與研究，同時還能打破距離和受眾數量的限制，使非遺文化的發展以及有規模的傳承都能夠實現。
（三）商業主體的積極推動
在人們傳統的印象中，非遺往往不存在較大的經濟利益。此種刻板印象不能說是錯誤的，因為在傳統時代，非遺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確實是有限的。
但是隨著數字化的到來，非遺的經濟價值被大幅提升。以上海汐夢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汐夢傳媒”）為例，該公司成立于2017年，深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題材，出品了《璀璨薪火》、《海派百工》等一系列紀錄片。由汐夢傳媒和嗶哩嗶哩聯合出品的紀錄片《璀璨薪火》，耗時三年記錄上百項中華民族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用鏡頭一一記錄下中國文化傳承人的身體力行，創新性地探索“商業+公益”同步發行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與經濟效益。
四、非遺保護的建議
（一）利用數字化社會的技術力量，多種形式拓展非遺文化的影響力。
當非遺的保護和傳承與數字化結合起來的時候，必然會涉及到不同的表現形式。根據《2018中國互聯網用戶非遺認知與需求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00后”最偏愛二次元和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表現形式，而24-30歲用戶則偏愛綜藝節目及影視劇的非遺傳播形式。隨著用戶年齡的增長，30歲以上人群則更多的是選擇線下非遺文化博物館體驗以及旅游活動。由此可見，非遺數字化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因此，充分利用數字化社會的技術力量與便利條件，將非遺傳承和數字化相結合，以更好得利用數字化來推動非遺傳承和保護。
（二）數字化和文化自信相互促進
了解是認同的基礎，認同是自信的來源。隨著數字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接觸到非遺，了解到非遺。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中華五千年漫漫長河，留下了浩如煙海的瑰寶。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上升，人們也逐漸開始有時間沉淀下來，去體悟祖先留下來的精神財富。保護非遺不應當固步自封，只有讓非遺融入每一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才是最終的保護。只有人們從內心深處建立起了文化自信，以之為驕傲，才能夠積極參與到非遺的保護中去，將非遺更好得傳承下去，讓非遺走向世界，從而提升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話語權。當人們樹立起了文化自信，自然能夠主動地并且更加積極得通過數字化手段去創新、傳播，從而反推數字化的發展，達到保護和傳承的目的。
（三）充分挖掘非遺數字化商業價值
正如非遺面塑傳人張書嘉所言，許多傳承人在最初往往憑借內心深處的熱愛，選擇接觸非遺、了解非遺。但是僅憑熱愛是無法支撐一個普通人畢生為之奮斗的。因此，將非遺商業化是保護非遺、傳承非遺的必經之路。
隨著數字化的發展，非遺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逐漸降低，而與之相應的是利潤空間的急遽上升。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挖掘非遺的商業價值不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非遺商業化不是一個負面評價，也不應當是一個負面評價。在商業社會，非遺商業化只會給非遺的不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支持。
（四）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
除了傳統的通過拍攝對非遺技藝進行動態保存外，還存在眾多能夠與非遺相結合的新興數字化技術，如創建完整的、身臨其境的3D環境的VR（虛擬現實技術）、用各種硬件技術來創建一個基于真實世界的、帶注解的或者“增強的”復合場景的AR（增強現實技術）以及提供了體驗式接觸、空間探索、動作模擬等虛擬實現的可能性的NUI（自然用戶界面）。
據英國文化部統計，2007年，只有35%的青少年參觀過一個博物館。英國遺產基金會推出“讓電腦游戲吸引青少年走入博物館”活動后，其所設計的電腦游戲以青少年為目標，借助一個經典的神話與3D技術，取得了良好的反響，點擊率達到上百萬次。由此可見，創新的展示形式對于推廣非遺有著顯著效果，我國可以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如面塑傳人張書嘉女士在七一之際制作的《弄堂故事，長寧記憶》，以傳統的面塑形式，講述發生在上海長寧的革命故事，點擊率很快就超過500萬，成為了大眾關注的熱點。而在2021年7月23日由上海市律師協會會展與旅游專業委員會與長寧區文旅局共同組織的非遺論壇，雖然現場只有百人，但在現場網絡直播過程中，有超過2萬的人參與，也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五）加強對非遺文化及其成果的法律保護和相關立法，用法律手段為非遺文化的傳承發展保駕護航。
非遺文化及其智力成果有其不同于其他智力成果的特殊性，所以除了現有的非遺保護法和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外，有必要針對數字化轉型時期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對非遺文化的立法保護。此次，非遺論壇已開了先河，接下來，還需要廣大法律工作者進一步結合非遺保護的現狀，探索對非遺文化法律保護的途徑與保護，這也是促進非遺文化在當代繼續傳承發展的重要一環。
小結：
綜上，可以看到現代的數字化轉型對于古老的非遺文化，并非洪水猛獸，而是可以助我上青天的東風。非物質文化遺產面對數字化的這樣一個浪潮，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就是消極對待，不參與，隔絕在時代之外，那么難免會走向衰敗；要么就是積極主動地順應這樣一個大潮，做時代的弄潮兒，迎潮而上，將數字化與傳統文化相結合，那么，非遺文化在數字化時代下同樣充滿了新的機遇。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非遺非但不會衰落，還會進一步煥發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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