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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會最小的構成單位，和睦穩定的家庭關系不僅有利于個人幸福的實現和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更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基石?！吨腥A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系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此類暴力行為不僅摧毀家庭關系的內核，更會對受害方的身心造成不可磨滅的持續性傷害。正因如此，抵制家庭暴力已成為國家、社會與公民的共同法律責任。
當前的法律框架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規設置了家暴行為的行政與刑事責任，但是大部分家暴行為由于客觀原因，并未達到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的標準。在此現實背景下，民事賠償機制成為救濟受害者的核心路徑之一。在家暴導致離婚的這一具體場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條明確賦予了無過錯方損害賠償請求權，與第一千零八十七條規定的財產分割傾斜規則共同構成私法救濟的“雙支柱”。
在離婚損害賠償金認定方面，目前暫無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明確賠償金的覆蓋范圍、認定標準及具體考量因素。在實踐中這一方面完全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這也導致同類案件中賠償金額差異懸殊。為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類案同判”的原則，本文建議設定相對明確的家暴離婚損害賠償范圍并細化參考因素，法官可在框架內，結合相關因素綜合裁量具體賠償金額。
一、明確家暴情形下離婚損害賠償的范圍
家暴情形下的離婚損害賠償可以分為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兩部分。
（一）物質損害賠償
家暴情形下的物質損害賠償包括因施暴方的家暴行為導致的積極財產的減少和消極財產的增加。積極財產的減少一般包括因家暴行為而產生的醫療費、護理費等，消極財產的增加一般包括因遭受家暴而對外產生負債等。
（二）精神損害賠償
家暴情形下的精神損害賠償旨在補償受害方因家暴行為遭受的嚴重身心創傷和精神痛苦。例如，因遭受家暴，受害方通常會經歷對未來的生活感到不安、對婚姻破裂感到絕望等消極情緒，以及因子女撫養安排而引發的進一步的情感創傷。
二、細化家暴情形下離婚損害賠償金的賠償標準
（一）設定家暴情形下離婚損害賠償的最低標準
1.物質損害賠償金
筆者認為，家暴情形下的物質損害賠償金可以“產生多少損失，賠償多少損失”為基本原則，參照人身侵權賠償標準來確定。具體而言，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條，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包括受害方就醫治療產生的醫療費，因就醫而耽誤工作產生的誤工費、出院之后后續的治療費及營養費、住院期間的護理費、因就醫產生的交通費、鑒定傷情產生的鑒定費及其他必要的合理費用。具體數額及標準的確定，則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精神損害賠償金
施暴方的家暴行為毋庸置疑會導致受害方精神受損，但其精神受損的程度卻一般較難被量化，這也成為家暴情形下的精神損害賠償金數額確定的難點。筆者認為，對于確定受到精神損害的無過錯方，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一般不少于一千元”，確定其精神損害賠償金的下限為1000元。
對于受到嚴重損害的無過錯方，當事人可以申請對其受到的精神損害進行鑒定，在法院認為確有必要的情況下，也可以由法院依職權啟動精神狀況的鑒定程序，具體精神損害賠償的最低標準可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及相關法律法規。
（二）明確家暴情形下確定離婚損害賠償金額的參考因素
1.施暴方的主觀惡性程度
施暴方實施肢體暴力的傷害程度和發生頻率相對容易量化，因此，筆者認為，在考慮施暴方的主觀惡性時，可以將這些因素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此外，施暴方是否使用武器、暴力行為施加的身體部位（例如是否針對頭部、面部或隱私部位實施暴力）等因素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施暴方的主觀惡性，特別是施暴方式的殘暴程度。若施暴行為具有特別惡劣的性質，例如長期、持續施暴或手段特別殘忍惡劣或存在極端暴力行為，可以考慮適當增加賠償數額。
2.受害方受到的傷害程度以及過錯行為造成的后果
家庭暴力帶來的傷害不僅是身體上的，更在情感和心理上造成嚴重影響。在許多離婚案件中，受害方長期承受的情感創傷和精神痛苦往往難以用傳統的賠償標準來量化，尤其是在家暴情形下，受害方可能在經歷長期、持續的暴力后，患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心理疾病，甚至可能出現自殘等情況，這些傷害可能在離婚后的很長時間里都難以治愈，從而影響受害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為了更公正地反映這些長期損害，賠償數額可以根據受害方的具體情況，例如精神和情感傷害持續的時間、嚴重程度，以及后續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產生的不良后果給予適度的增減。
3.夫妻共同經常居住地或無過錯方經常居住地的基本生活水平
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差異較大，收入和物價水平也有顯著不同。因此，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可充分考慮無過錯方的實際生活水平和需求。 當夫妻之間經常居住地不同，賠償數額則可參照無過錯方經常居住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來進行調整，更為公平。如果無過錯方居住地的生活成本較高，可以適當提高賠償金額，反之則可以適當降低。
三、探索引入懲罰性賠償金機制
受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特征以及“家丑不能外揚”、“家和萬事興”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家暴受害方往往較難從私法上取得有效救濟，施暴方也較少受到公法制裁。但正如前文所述，家庭暴力是不可容忍且應當被抵制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助于實現對家暴行為的震懾和遏制。
在此背景下，美國法域的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機制具有重大借鑒價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ivil Code Section 1708.6.(b)確立了家暴情形下的三階賠償體系，將家暴情形下的賠償金分為一般損害賠償金（general damages，涵蓋醫療費、財產損失等直接損害），衍生損害賠償金（special damages，包含工資損失、心理咨詢費）和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具體而言，受害方可以在請求離婚損害賠償時，要求附加懲罰性賠償金，也即在補償性賠償的基礎上，對施暴者一方的惡劣行為再加以懲罰性的補償給受害者。在美國佐治亞州上訴法院Catlett v. Catlett, 381 S.E.2d 423 (Ga. Ct. App. 1989)案中，施暴者時常對受害者實施家庭暴力，包括但不限于毆打受害者、強行阻止受害者離開施暴者的公寓、拖拽著受害者下樓梯?；诖?，除1萬美元補償性賠償金外，陪審團還要求施暴者支付2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金。該判決確立的“行為惡性與經濟制裁正比原則”已被30余州采納。
懲罰賠償金的設立旨在通過經濟制裁懲罰施暴方的家暴行為，并對其產生相應的震懾作用。通過高額賠償的方式強化法律和社會對家暴行為的負面評價，有效降低家暴發生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在我國的本土化構建中，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可結合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和實際情況，綜合考慮施暴方行為的惡性程度、財務狀況、受害方的傷害程度以及施暴方是否有前科等因素。同時，施暴方的財務狀況應作為懲罰性賠償金的重要考量因素，以確保懲罰性賠償金的設定具有適當的懲罰效果，但又不至于將施暴方置于無法償還的困境。
四、結語
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石，而因家庭暴力導致離婚情形下的法律救濟卻亟待體系化完善。本文立足《民法典》第1091條，系統構建家暴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在賠償標準設定上，可以物質、精神兩方面作為賠償金的考慮維度，同時，以施暴方主觀惡性程度、受害方身心創傷后果、經常居住地基本生活水平三大要素作為基準調節系數，同時，還可借鑒美國懲罰性賠償機制，通過經濟制裁強化行為震懾。筆者相信，當每一起家暴案件都能借由精細化裁量實現賠償額度與暴力惡性的動態匹配，家庭這一社會細胞終將在法治框架下重煥和諧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