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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所謂ESG，包括了環境(E)、社會(S)、治理(G)三個大的方面，而在這三個方面之中，目前在國際范圍內最受關注、也最能達成國際共識的無疑就是打頭的這個“E”，也就是環境要素，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環境要素到底指的是什么？
顧名思義，所謂環境要素，指的就是與自然界相關的要素。當我們聊到環境要素的時候，首先需要了解的一個重要知識點，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公約”和“兩個協定”，也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以及《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
早在1992年，聯合國大會就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框架，確立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最終目標，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人為活動對氣候系統的危害，減緩氣候變化，增強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確保糧食生產和經濟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締約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義務進行了區別。但是，該公約并未規定個別締約方需承擔的具體義務，也未規定溫室氣體減排的量化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尚缺乏執行層面的約束力。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署后，在該公約框架下，相關締約方每年會舉辦一次全球性會議，即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歷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都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了或多或少的進步，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即是在1997年京都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以及在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的《巴黎協定》。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締約方于日本京都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是首個對于溫室氣體排放量設置了限定目標的國際協定，但是只對于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作出了限制，對于發展中國家并沒有規定具體的減排義務。也正因如此，位居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之首的美國，就在執行《京都議定書》承諾上出現了反復，并以“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上攵?，《京都議定書》規劃的目標也并未得到落實。
直至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締約方在法國巴黎達成了《巴黎協定》?！栋屠鑵f定》是繼《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之后，人類歷史上第三個應對氣候變化的里程碑式國際法律文件。《巴黎協定》取代了《京都議定書》，提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全球目標，也就是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攝氏度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攝氏度之內。在《巴黎協定》項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同承擔起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目前，世界各國還在為了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而努力。但對于曾退出《京都議定書》的美國而言，在執行《巴黎協定》上仍然多有反復，歷經特朗普政府時期的退出和拜登政府時期的再加入，長遠看美國是否愿意履行其減排義務依舊存在不確定性。
我們今天看到的人類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包括使用清潔能源、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再比如碳排放權、碳交易機制的建立等等，實際上也是為了實現上述“一個公約”和“兩個協定”所制定和確立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目標。
從中國的角度，我國也先后于1998年和2016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并于近年進一步提出了“30/60”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也就是我國的碳排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并于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此，我國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于2023年重啟全國范圍內的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CCER）在內的一系列舉措，都體現了我國在控制全球升溫方面的態度和投入。
說到這里，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上面說了這么多氣候變化相關的文件和話題，那環境要素是不是就等同于氣候要素或者說溫室氣體減排呢？其實并不是，雖然我們說氣候要素可能的確是環境要素中最受關注的要素，但其實環境要素中還包含著對于更多方面的環境影響的關注，比如根據地球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理論，人類活動對于地球環境的影響可以總結為包括氣候變化、海洋酸化、生物多樣性損失在內的九個方面，如果我們再加以概括，可以說凡是和氣候變化、資源消耗和污染防治相關的人類活動，都屬于環境要素的范疇。
要實現ESG的環境目標，離不開包括企業和個人在內的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努力，由于個人的努力相對難以量化和約束，主要任務就落在了企業身上。那么，我們如何去促使企業自覺推動ESG的環境目標落實呢？這里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信息披露”，通過要求企業根據特定的披露標準去披露環境方面的指標，一方面可以讓公眾知道，企業的經營行為是不是對于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讓公眾了解，企業是否采取了積極措施去為環境保護作出貢獻。這樣，社會公眾會對于企業在ESG方面的得分與失分作出評判，也可以在選擇企業服務上“用腳投票”。
目前，國際上已經有很多專門關于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準則，例如氣候相關信息財務披露工作組（TCFD）所發布的信息披露建議。除此以外，對于兩類特殊的主體，也就是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通常還會有進一步的信息披露要求。對于上市公司，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主要資本市場，在上市公司準則中都會有關于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對于金融機構，以我國為例，也出臺了包括《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指引》在內的一系列涉及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規。
最后，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論點，來說一說為什么環境要素在國際范圍內最受關注、也最能達成國際共識。“最受關注”相信大家看到這里已經很好理解了，一項上升到由全球主要國家每年開會討論并締結多份公約的全球性目標，其國際重視程度可見一斑。那么為什么又說“最能達成國際共識”呢？這是因為，全球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社會制度和法律法規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關注的社會要素和治理要素上也存在著較大的現實差異，但大家共處一個地球，因此就環境要素而言，盡管每個國家希望和能夠采取的措施仍然受限于上述國際差異而不同，但至少大部分國家有著“保護環境、控制升溫”的共同目標，也希望能夠沿著這一共同目標，讓我們的地球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