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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1月，時任上海市市長應勇在《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全力實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合力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應勇表示，要繼續推進長三角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產業協同、生態環境、市場體系等合作項目建設，健全區域養老服務、醫療衛生、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合作機制。
我們認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方向不應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和民生保障，還要著眼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協同發展，特別是在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問題上，長三角聯防聯控要發揮更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此次疫情防控中“嘉昆太”地區聯防聯控為例。嘉定地處上海西北，西側安亭鎮與昆山花橋接壤，北面朱橋、華亭與太倉、瀏河毗鄰，作為江蘇入滬的主要道口，對于上海地區的疫情導入防控，有著重要的戰略防御意義。然而，由于上海、江蘇兩地的政策發布、管理措施并不完全同步，還是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防疫政策的不統一。蘇州市在2月9日之前就正式下發了通知，對于非本太倉、昆山的常住人口入區進行勸返，同時關閉了部分高速匝道出口，由此導致許多高速上行駛的車輛無法進入昆山、太倉，集中性的通過嘉定導入上海，給入滬道口的疫情監測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同樣的勸返政策，上海是于2月11日之后才正式公布的，足足比江蘇晚了3天。因防疫政策的不協調，“嘉昆太”聯動中只要有一方率先采取封閉措施，就會給另外的地區造成巨大的壓力。
2、管理措施的不同步。如前所述，部分重點地區的來滬人員為躲避道口監測，會提前下車，翻越高速柵欄通過鄉間小道，步行幾公里繞開監測站。這就形成了監管上的盲區，給疫情的蔓延增添了巨大的風險隱患，道口執勤對此幾乎無能為力，要靠兩地基層組織、尤其是村鎮的基層單位開展聯防聯控，方能予以遏制。如果仍然“各掃門前雪”，無疑將掛一漏萬。
3、疫后恢復的不協調。許多在嘉定、甚至上海市區工作的人，都在太倉、昆山置業，通過軌道交通、高速每日往返上海、江蘇。當前，為保障企業、員工有序復工，“嘉昆太”三地聯合開通了《工作通勤證》、《臨時通行證》，以便快速過卡入區。但由于該事項的審批由各街鎮（管委會）自行負責，導致差異性較大，不是所有人員都能如期獲批。同時道口在對接上也存在問題，由于對過卡車輛不能有效甄別，經常導致道口車輛嚴重積壓，車行不通暢等問題。
“嘉昆太”三地聯動作為長三角一體化的典范，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整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當前所存在的問題，我們認為，主要歸結于以下幾個原因：
1、長三角一體化注重經濟領域、民生領域的合作，從而弱化了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提升。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的過程中，所有的資源無一例外優先運用于經濟發展、民生保障，而在社會治理、特別是聯防聯控方面罕有深度合作。
2、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領導小組作為三省一市的協調議事機構，缺乏處理重大疫情、公共安全事件的處置經驗。在處理重大疫情、公共安全事件時，需要充分發揮協調議事機構的作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防止因地方本位主義而產生的各自為政。
3、頂層的治理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基層的治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聯動的治理框架有待進一步健全。疫情給我們的基層治理水平、尤其是跨區的聯防聯控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我們應當建立常態化的區域合作治理模式，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
鑒于對上述問題的理性認識，我們建議：
1、將社會治理的跨區合作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計劃綱要，打破行政壁壘，建立對于重大疫情及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應對決策機制，著力打造統一規范化的社會治理體系。
2、將社會治理中的經驗、技術優先導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之中。一體化區域內共享“智慧公安”、“雪亮工程”、“個人征信”等技術成果，推進基層共建共治格局的形成。考慮建立跨區醫療聯合體用于防范疫情，對突發性傳染病進行集中收治。
3、充分發揮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領導小組作為協調議事機構的能力，并將區域的社會治理聯動常態化。著力提升在突發事件應對、重大信息發布、特殊物資調配等方面的協調能力，有效避免政策沖突、資源浪費及重復勞動等弊病。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